嘉兴红船，中共“一大”会址。CFP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缺乏原始档案材料，回忆资料不够准确，认定曾一直存在困难。

　　最近，由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认定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共有58人。

　　人数之争的历史谜团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这些早期组织是指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创建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0人，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写得比较含糊，说是50余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说是57人。

　　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

　　“57人说”依据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

　　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但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

　　如何认定是58人

　　嘉兴的社科理论工作者们担负起“中共创建过程中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该书课题组在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三年的实地调研和详细的史料考证，最终认定中共宣告成立时，共有58名党员。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58名党员的经历

　　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有17人，其他大学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湖北人数较多，分别为20人、11人。鲜明的地域特征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外，他们大都走出故乡，来到北京、上海甚至远赴海外留学，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聚集在北京与上海的最多。

　　他们之中，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有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理念。最为年轻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以北大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群体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在革命征途上，58名成员历经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党。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考验，充分说明这个群体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集中代表。”嘉兴市社科联副主席黄允钰说。

　　据嘉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连小敏介绍，嘉兴计划下一步推进《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重要历史问题研究》，将首次对南湖会议史料进行综合梳理。（本报记者 严红枫 本报通讯员 毛煜琪）

　　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记录的58名成员名单

　　上海（14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

　　北京（16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朱务善、宋介、江浩、吴雨铭、陈德荣；

　　武汉（8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

　　长沙（6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

　　广州（4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

　　济南（3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