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后期，“八百壮士”享誉中外，昔日英雄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及不为人知的流浪颠沛生活，更激起了我们对抗日将士的钦佩与爱戴。请听一位“八百壮士”幸存者田际钿那刻骨铭心的诉说……

　　调皮捣蛋、做过长工的小孤儿，成长为热血青年

　　我出生在湖北省赤壁市（前身是蒲圻县）中伙镇烟墩村，家境贫寒，幼年失学，最为不幸的是10岁左右父母双双病故，甩下我这么一个儿子撒手而去。于是，13岁起便给人家放牛，在客栈当杂役，在勤坊铺当学徒，在酒馆、茶社跑堂，也帮人家烧过火，给富户人家做长工，小小年纪便品味到了生活的艰辛及世间的冷暖。

　　1937年，20岁的我在蒲圻城关刘沅记粮食行帮工。这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处于抗日高潮，血气方刚的我心想：“国难当头，在资本家这儿混饭吃没意思，不如去当兵打日本鬼子。”于是，在这年的夏季辞去工作，离开粮食行，到东门文庙保安团新兵报到处报名当兵。

　　淞沪抗战爆发，团部奉命开赴上海参加这一战役。开拔的这一天，武汉各界市民在汉口中山公园召开大会，欢送我团上抗日前线，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亲临大会讲话，勉励我们英勇抗日，保卫国土。会后，陈诚送了我们一面团旗，旗上印有青天白日图案，写有“湖北保安五团”字样。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我们全体官兵雄赳赳地通过市区到大智门火车站上火车，沿途店铺燃放鞭炮欢送，市民们向我们挥手致意。

　　当时乘坐的是一列货车，为防日机轰炸，火车只能夜间运行，行行停停，七天七夜后才到达上海南翔火车站，接兵部队领着我们经过一夜急行军进入上海市区，住在火车站大楼，很快团的番号改为陆军第4路军88师524团。

　　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四昼夜，成了“八百壮士”之一

　　经过5天的休整，师部命令我们团开赴上海闸北，接替兄弟部队抗击日本华中派遣军的进攻。敌人冲锋时，我们离得远就用步枪射击，离得近就扔手榴弹。敌人每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经过艰苦战斗，使战线在闸北一线周围胶着，敌人阴谋一直不能得逞。胜利地完成了防守任务后，我们奉命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西撤，我所在营担负掩护任务。全营500多名战士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由营长杨瑞符率领于10月23日退守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与英美还有外交关系，因此敌人不敢贸然使用飞机和大炮等重武器。仓库为七层钢筋水泥大厦，建筑十分坚固，对我们固守有利。战斗编制为四个连，我连有九个班，配有九挺轻机枪，我编在一连二排。进入四行仓库后，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就果断地向战士们宣布：“要以死相拼，与仓库共存亡！”我们一齐高呼：“为保卫大上海，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人在仓库在。”

　　开始三天，敌人尚未发起攻击，我们便利用空隙时间紧张地作战斗准备，首先是打通各层楼房的隔墙，便于互相串通，接着用仓库内堆存的小麦、玉米构筑外围工事。到第四天即10月27日敌人开始发起进攻，以坦克为前导，步兵随后，一次又一次地向阵地猛烈冲击。很快，外围工事被敌坦克摧毁了，我们就退守到楼房内抵抗，我与战友一直坚守在三楼。四连是重机枪连，坚守在一楼。敌人发起冲锋时，我们的轻重机枪一齐怒吼，手榴弹成串地在敌群中开花，打得穷凶极恶的敌人哇哇乱叫，血肉横飞，尸体遍地，狼狈地败下阵去。

　　我营在内缺弹药、外无援兵的艰苦条件下，孤军浴血奋战了四天四夜，四行仓库巍然屹立，国旗高高飘扬，不仅使敌军一无所获，而且予敌以重创。这次战斗中共炸毁敌坦克2辆，重创1辆，毙敌200多人，伤敌不计其数，而我们自己只有5人牺牲，32人受伤。因为作战有功，一批战士受到团长谢晋元的嘉奖，我也晋升为上士。

　　这次战役，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一方面用重兵层层围困，使我们不能突围外撤；另一方面以不伤害全营官兵、不予招降、不受改编为条件商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谈判停火。当时，我们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环境险恶，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只得接受停火条件。10月31日深夜，全营官兵向前来接纳的英国军官交出所有武器，进入公共租界。至此，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胜利结束，我们便开始了孤军营的艰苦斗争岁月。

　　我们全营有500多名官兵。为什么500多人成了“八百壮士”呢？我手上有这么一个油印的文字资料，上面记述：“在战斗开始时，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收到一则报道，标题为‘谢晋元率部500余人，退守四行仓库’。社长冯有真在审稿时改为‘八百壮士，固守四行仓库’，将500余人改为‘八百’，并以‘壮士’一词更加突出了这批战士的英雄气概。”

　　看来，“八百壮士”原本是“五百壮士”，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也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当时的用心良苦。难怪战后，上海市民向孤军送了一块“孤岛之花，军人楷模，忠心报国，勇士八百”的匾额。于是，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八百壮士”一说使用至今，叫响历史教科书与史典。

　　困守孤军营，与世隔绝四年多，誓言“不当亡国奴”

　　我们幸存的500多名官兵进入租界，在跑马厅休整了两天，租界工部局派了13辆卡车载着我们开往孤军营，战士们虽然个个衣衫褴褛，但英姿焕发，站在汽车上沿途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呼。卡车开进军营，工部局就派了三四十名白俄士兵驻孤军营担任警戒，营内四周安装了铁丝网，只准官兵在营内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接触，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囚禁生活。

　　开始三个多月，饭菜都是由英国人请人做好后送到营内，早晨稀饭，中午、晚上吃米饭加一点萝卜、黄豆。因饭菜做得不好吃，又不卫生，孤军营便与英国人交涉，根据有关协议，将定量供给的钱米直接给营部，由我们自己打灶做饭，得到同意。孤军营人才济济，泥瓦匠、缝纫工、做皮鞋的等各方面人才应有尽有。官兵们很快用芦苇搭起了草楼，生产鞋子、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除自用外还外销一部分，弥补了生活费的不足。

　　在困居孤军营的日子里，谢晋元一再叮嘱我们要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等待时机，重返前线，继续抗日，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但是，租界工部局惧怕日本人的淫威，多次阻止我们正当的爱国活动，日伪特务机关千方百计想瓦解孤军营，不断地使用各种伎俩进行破坏。孤军营每天要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官兵集合在旗杆下，立正敬礼，高唱国歌，让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孤军营上空高高飘扬，列队向前方牺牲的将士默哀。

　　1938年8月的一天，我们正在升旗，工部局派来大批“洋兵”把营地团团包围，四周站岗的白俄士兵冲进操场抢国旗、砍旗杆。为了保护庄严的国旗，全营官兵在谢晋元的指挥下，用砖头、酒瓶、菜刀、铁叉作武器与白俄士兵展开了肉搏战，“洋兵”见状急忙冲进操场用警棍、水龙头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官兵猛袭，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战士两人，打伤300多人，白俄巡警被打死了两个。傍晚，工部局封锁了孤军营，用卡车将我们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囚禁。事后，孤军营官兵绝食3天以示抗议。由于上海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我们激烈的抗争，工部局不得不释放我们，解除对孤军营的封锁，并允许孤军营每逢节日、纪念日升旗，但旗杆截去了一节。

　　孤军营的不少活动，引起了日军和汉奸走狗们的忌恨。他们千方百计想收买孤军营，多次拉拢谢晋元团长，都遭斥责。有一次，日本人发放一些表格，给我们每人一张，要我们填写志愿参加“和平军”，不少战士在表上写“我要回家”，有的战士写“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当和平军”。我当时填的是“宁死不当亡国奴”。

　　日伪的诱降活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便恼羞成怒，萌生杀机，从孤军营内部买通一伙败类暗杀了谢晋元。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孤军营还为谢晋元铸造了铜质纪念章，发给官兵佩戴，音乐家们创作了《谢晋元团长追悼歌》，当时在社会上广为传唱。

　　谢晋元遇难后，雷雄代理团长，与团附上官志标一起领导孤军营官兵继续与日伪进行斗争，直至1941年底孤军营解散。

　　流放异国他乡，荒岛服苦役，期盼自由终圆梦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军营地也落入敌手。日军将我们作为战俘抓起来，先送到上海宝山县一个集中营关了一个半月，后又押往郊区的龙华县。当时，龙华至宁波有条铁路，为了堵住附近地区的老百姓，不让他们靠近孤军营，日军决定在离铁路外10米处挖一条深沟，长2000米，宽深各三四米。每天天不亮，日军就强迫我们起床，前去挖坑。深坑挖到两三米就有水，泥泞不堪，稍一怠慢就要遭到日军士兵的鞭抽毒打，午饭就在工地上吃些豆腐渣等粗劣的饭食。

　　孤军营的行踪一直为世人关注。一天，有个日本士兵在工地上发现了一封埋着的信，内容是告诉孤军营的官兵，新四军在打听我们的下落，准备营救。原来，孤军营里有个清洁工就是新四军通过上海租界工部局打进来的。日军获悉此信后，大为震惊，急忙给孤军营官兵们分发饼干、面包等食品，要我们收拾行李马上转移。随后，我们被送往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不久，其中12名士兵越狱逃跑，但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1942年秋，日军将孤军营一分为二：一部分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另一部分送到西南太平洋上的一个荒岛上服苦役。那天，连我在内一共36人被押上了日本的一艘大型军舰。因为怕中国和盟军的飞机轰炸，一般晚上航行，白天停靠码头。军舰共9层，我们被赶到最底层，不见天日，里面热死人，没有床，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城县的湖北老乡就热死在舰上。

　　军舰在太平洋上共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澳洲一个叫新不颠岛的荒岛上。这个岛位于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四周都是上十米高的树，荒无人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海军占领，日军在岛上建了许多补给仓库。

　　上岛后，“孤军营”的人被拆散，我等12人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共有160名战俘，其中包括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岛上一起服苦役的，还有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战俘。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没有医疗条件，如果患病拖不好就眼睁睁等死，经常看到残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我的3位蒲圻老乡向寿山、雷炳林、刘炳秋，连累带病，于1943年前后死在岛上。我与难友含着眼泪，秘密地掩埋了他们的尸体，日本投降后又把尸体移入国际公墓安葬。

　　日军经常欺侮中国士兵。一次，有个块头较大的日军上士，看到我身体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们摔跤，你赢了，这条烟给你米西米西；我赢了，打你两个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我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对方气焰嚣张，着实想教训一番，就点头同意。日本上士猛扑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势弯腰将手伸向对方裆部，用力一扳，将鬼子兵重重摔倒在地上。旁边的中国难友都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

　　1945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新不颠岛海岸。岛上的中国战俘获知后欢呼雀跃，我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

　　1946年12月底，我等31人被国际红十字会送回国。我们经香港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组织人到港口迎接。在上海住了一些时日，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优待。这时我才感觉国民政府当时对八百壮士鼓噪一时的宣扬不过是为粉饰国民党坚决抗日的门面而已，从此心灰意冷。不多久，国民党当局又以升官为诱饵，诱使我们上东北战场参加反共内战，但我们好些人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由，坚决要求解甲归田，经过斗争终于得以成行。上海市政府也就顺水推舟给了我们一些路费，我孤身一人，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家乡鄂南烟墩。

　　解甲归田，解不了拳拳军旅情、悠悠爱国心

　　“八百壮士”500多人里，我们湖北赤壁籍的战士不少，我知道的就有22人，邻县的通城更多，有200多人，附近的通山县也有一些。

　　赤壁有个民俗，城乡老人亡故都要丧鼓坐夜。赤壁孝歌中就有一首唱到了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全过程，并点名道姓地唱出了雷炳林的英雄事迹：“花开千朵共一枝，单表八百好儿郎。东洋鬼子攻上海，孤军奋战守四行，苏州河畔租界地，千人万人仰头望，谢晋元是真好汉，宁愿战死不投降，蒲圻壮士二十多人，一个更比一个强，有个好汉雷炳林，家住蒲圻随阳乡，人穷无奈当兵去，男儿有志闯四方，八十八师当下士，以一当十莫敢挡，四天四夜不眨眼，杀得鬼子直喊娘，有的脑袋开了花，断手断脚跑得慌，日本鬼子干瞪眼，面对勇士无主张，挽出洋人来劝说，孤军退到租界上，叛军刺杀谢团长，可怜英雄一命亡，日本鬼子虎狼心，又把炳林送外洋。三九寒天又挖煤，身死国外魂归乡。”

　　1947年7月，我脱去一身戎装，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故里。突然回来，儿时的玩伴都已成家立业，见到高大却瘦削的我都格外的惊诧：“雀儿哥，我们都认为你早没了，没想到你还在外边荡了这么多年。”

　　因家贫如洗，失亲少助，加之年龄已大，身体负过伤，刚回乡的我讨不起一房亲，只得倒插门去一寡妇家作上门女婿，这时对方已有三个小孩，二女一男。可是，好景不长，女方不多时染病西去，我很快成了三个孤儿的养父，既当爹又当妈，拉扯三个孩子过了几年。

　　1955年春，由好心人牵线，我又与隔村小我20岁的王移宝喜结连理，相亲相爱。不几年，金玉、满秀、银水二女一男相继出世，活泼可爱，懂事乖巧，我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后来，孙子出世时，我执意要给孙子取名为“田靖”———我一生经历的苦难坎坷太多了，我希望我的孙辈后人再不要重复那种漂泊流离的生活，要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曾有人以高价想收购那枚谢晋元纪念章，我生活虽然困难，但再高的价位在我眼里也不算什么，钱花完了什么也没了———这枚纪念章一直跟随我到过澳洲，它是我对过去生活的纪念，也是我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再穷也不卖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