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交流史上，“丝绸之路”为人们广泛知晓，而“万里茶道”近些年才引起关注。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特别谈到17世纪的“万里茶道”，强调“万里茶道”的历史意义，重新唤起海内外对这条古道的记忆，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国际间合作。同年9月，来自中蒙俄三国“万里茶道”沿线31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市长圆桌会议。中蒙俄三国共签署十余项协议，就沿线城市发展、城市间相互合作、发展共赢等方面签署了《万里茶道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并共同倡议这条茶道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文化促进会等单位正在发起成立“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整合沿途政府、学研机构、商业机构、媒体等方面的资源，进行跨领域、跨行业、跨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促进沿线各城市的发展。作为“万里茶道”环节之一的江西，了解和认识自身在其中的地位与影响，是参与保护和合作的基础。

　　中国自古就有与国外连接的“茶叶之路”。“万里茶道”是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继“丝绸之路”后亚欧大陆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万里茶道”的出现和形成，是中俄长期茶叶贸易与交往的结果。早在1567年，俄国就报道茶乃神奇的饮料，是由哥萨克人传入的。明朝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中国公使携数箱茶叶穿越西伯利亚，历经18个月的旅程，赠送给俄国沙皇。1638年，蒙古的俄国公使买到茶叶，帝俄使臣墨索维也从中国带4普特（约64公斤）茶叶至莫斯科。1687年，中国茶叶经满蒙商队运往俄国，出现了“万里茶道”的雏形。1723年，俄商输入2万多箱茶叶，约值1万多两白银。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恰克图互市界约》后，大批山西商人贩运茶、烟等杂货前往贸易，使“万里茶道”更为完备、发展更快。 1727年，俄国女皇派使臣来北方，中俄通商，订立《恰克图条约》，“万里茶道”也进入鼎盛时期。1753年，俄国女皇还亲自出席华茶陆路之抵俄国的开幕典礼。到1890年，中国销往俄国的茶叶占茶叶出口总值的38.44%，出口的砖茶几乎全部销往俄国，“万里茶道”成为连接中俄、通向欧洲的重要商道。

　　“万里茶道”贯穿南北、连接起中国广大的茶区，是一条网络复杂的多彩之路。在这条茶道上，江西的地位十分重要。《山西历史地图集·清代晋商商路》记述：“大致在乾隆30年(1765)起，在山西商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在南方，又开辟了由福建崇安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 转汉水至襄樊，贯河南入泽州，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州、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至恰克图，这是一条重要的茶叶商路。”而且这条重要的茶叶商路还从恰克图市，经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直抵欧洲腹地，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动脉。位于这条“万里茶道”上的江西之所以是重要的枢纽，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铅山县河口镇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是“万里茶道”第一镇。河口镇位于信江岸边，是闽、浙、皖、赣交通连接点。便捷的水陆交通使河口镇成为辐射闽、浙、皖、湘、鄂、苏、粤、川，甚至远及海外的“八省通衢”的物资集散地。《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记载：“（明清）河口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茶行林立，全国各地茶商云集于此，许多茶商就在河口收购茶叶，不再前进了”，“中国各地商人都到河口购茶叶，或者把茶叶运往其他各地”。同时，现有史料表明，赣闽山区是中国红茶的发源地，茶叶因在河口集散，故名“河红茶”，是受到海外青睐的名牌产品。《铅山乡土志》称：“河红繁盛之时，商家买办，每年数百万金。”河口还是制茶的技术中心和人才中心，当时闽、皖等省和广丰、玉山等县的茶叶都需运到河口精制。清朝康乾时期，河口从事茶叶加工的人有3万之多，“河帮茶师”享有盛名。河口这个明代初年只有二三户人家的地方，到明末清初，已是“舟车四出，货镪所兴”的工商市镇，居民中“主户十之三，客户十之七。”

　　第二，鄱阳湖是古代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也是“万里茶道”贯通福建的唯一要道。在水运占据重要地位的古代，烟波浩渺、水域辽阔的鄱阳湖航运非常繁荣，鄱阳湖地区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富裕地区。明清时期，享有盛誉的江西四大古镇都位于鄱阳湖地域和流域，得益于繁盛的商货贸易、畅通的南北运输。除铅山河口镇外，景德镇是“瓷都”，以瓷器生产、贸易为特色，四方商贾咸集。“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这种空前盛况既是因为景德镇瓷器的质量和盛誉，也是因为从昌江入鄱阳湖的便利交通。樟树镇明代获得“药都”美誉，当时“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之所以如此，因樟树镇位于袁水与赣江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成为药材制作基地和集散中心。吴城镇的兴盛更是由于航运的重要和发达。吴城镇成为赣江流域、修水流域物资进出的总码头，是因其处于赣江入鄱阳湖的水口，货物吞吐数量巨大，商业航运极为繁盛，有民谚为证：“茶商木客盐贩子，纸栈麻庄堆如山”，“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鄱阳湖周边发展起来的江西四大古镇，既是其发达航运的见证，又是其沟通南北的必然。

　　第三，九江口是长江黄金水道南北、东西交流的轴心，是号称“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必经之路。九江途通五岭，南为鄱阳湖，北濒长江，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外可进入长江，抵达沿江上下的工商市镇和港口码头，从湖内则可由内河转达沿河上下的水埠码头与各处市镇，故明代成为全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九江对外通商历史久远，早在1858年，九江就和汉口、南京、镇江等城市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丰顺公司1863年在中国设立工厂，其中就有九江砖茶厂，雇佣了很多中国工人制造砖茶和茶饼。1864年，俄商设立新泰砖茶厂，后约于1875年在九江设立分厂。俄商在华所办的最大的阜昌砖茶公司在九江设立的分厂，年产量达2.6万担。至20世纪初，九江砖茶生产全被俄商垄断，砖茶输出额达300万两白银。而且从1862年起，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等分别在九江设立码头、货栈，除长江航运外，还入鄱阳湖沿赣江而上进行运输，九江在“万里茶道”的作用与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江西除是关键的茶叶集散地，自唐宋时期起就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地。在“万里茶道”运输的茶叶中，就有江西的名优茶叶。江西宁红茶就是销往俄国的名品。宁红茶生产始于清朝道光年间，道光末年闻名于世，正是由于向俄国出口，引起世界的关注。当时，一年出口高达300万箱。据记载，清光绪十七年，厚生隆茶行产制的白字号宁红茶100箱，在汉口以每箱白银100两的价格出售给俄商。宁红茶得到了俄商的赞誉，还曾获得沙皇太子赠送的“茶盖中华，价高天下”的匾额。名茶的生产进一步凸显了江西作为“万里茶道”黄金路线的优势。

　　总之，区位独特、江湖相连、航运发达、商贸集聚、茶产丰富等综合因素使江西成为“万里茶道”重要的交通枢纽。如今，当我们唤醒对“万里茶道”的记忆时，也要重拾江西作为“万里茶道”重要枢纽的历史与文化，推动其成为“万里茶道”重新焕发魅力与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系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特聘教授、江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

　　■ 余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