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随着劳动力逐渐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另一方面，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答案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是指在各种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而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

　　全要素生产率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它的提高能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在人口红利消失或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设备本身也包含技术进步，要求操作者素质的提高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以释放出更多的微观效率。同时，这些因素也要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国际上看，国家贫富差别主要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而那些曾经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

　　改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秘诀，就是要懂得如何保持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和生产的技术效率这两种效率的持续改善，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例如，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也可以形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得以扩大，因而效率与企业规模成正比。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一半的因素来自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过程。

　　目前，中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尚有巨大差距，资源配置的市场体制机制也不尽成熟，存在着各种扭曲。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握有后发优势，在体制改革、管理效率提高、新技术应用等诸多领域中，仍能显著改善微观生产效率。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上述转折的特点看，未来经济增长不仅要求开发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也需要并且有可能继续挖掘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潜力。

　　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确需要一系列人力资本条件和制度环境。政府所能做的，不是在微观层次或投资领域的越俎代庖，而是制定稳定和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是最主要的。在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中，逐步使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能够占主导，并不断提高其份额，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