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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啸霆：以博物方式繁荣中华古典学

刘啸霆 //m.auribault.com 2014-02-19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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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古代智慧既浓缩在以“经史子集”为载体的伟大文典中，也以实践形态深深扎根于先民的平常日用之中。比较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因其时代性而主要属于古典学范围。而古典学作为古典时代的人类智慧，又因与人之生存的切近特性及对生命本身的直接关照，在总体上属于人类早期共有的博物学传统。

　　今天，人们听到“博物”二字多感陌生，以为都是一些老古董，或保存在博物馆里的死东西。其实，博物学虽古老，但离我们却不远，因它就是我们身边的学问，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和运用的智慧。所谓博物学，就是广博宽泛地理解万物的学问，一如孔夫子所说的“多识于虫鱼鸟兽之名”。反倒是近代以来的数理知识，离开我们的生活更远，需要专门的技术和训练，而且大多只能在专业的课堂里才会学到。所以，博物知识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更具有生活实践的内涵，其中蕴含着大量的不可重复的个别性经验，是典型的“活学活用”。

　　西方人把博物学叫作“Natural History”，翻译成汉语即是自然史，这与当下所说的博物学有一定区别。其实，博物学主要是叙述自然（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性质和生态等）的学科；有时也叫博物志，指对大自然的宏观观察和知识分类，包括今天所说的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内容。所以，博物学是一门蕴含丰富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传统。

　　博物学知识一般都是比较具体的，与人的身心经验有密切关系。在博物学的语境中，人与自然的接触是直接的，感受是多样的，人的生命体验因而也是具体的。它不是纯知识论的，而是寓有活动者自身的生命情感在其中，从而使活动者所处的世界变成了有己和属己的世界。譬如，在博物文化中，人与自然就不是简单的对象性关系，大自然、生命等都具有灵性或神圣性，必须得到人的尊重。人也只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才涌出属于生命本身的感动和关怀，体味生命的本然意义。所谓诗意地栖居只能是博物地栖居。

　　由于博物学是源于先民在大地上最基本的生存经验自然而然形成的知识，来自百姓日常生活的直接需求，而不是为了谋求利润等增殖性需求，属于当地人生存于当地的生命智慧，因而具有自然性、本土性、个体性、切近性、涉身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它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性、社会秩序保持一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思想结晶。如果往大处说，则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个性。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其知识主导类型就是这种博物学的智慧。古希腊人所说的“爱智慧”，也只能在博物学的范式下才是可能的。

　　近代以来，随着数理知识或实验科学话语主导权的确立，人类在完成自然知识规范一统的同时，也因使自然数学图像化和活动技术化而造成人与自然的间隔，从而失去了与自然直接的、本然的联系。由此大大削减了人类已有的经验获得方式和内容，人对自然的理解和感受也不再是具体、实在的，而是技术化、形式化的。这正是现代性干预人类经验的一个后果。结果，我们对自然索迫得越深，我们实际离自然就越远。尤其是数理知识与资本文化的合谋推动工具主义流行，使基础性的价值和意义遭到颠覆，从而导向虚无主义。现代西方文化所谓的“上帝死了、自然死了、人也死了”的论调，反映的就是一种工业文明的绝望心境和思想上的深度虚无主义。因此，稀释现代性后果的一条基本途径是回归博物学传统，回归被近代科学和工业阻断了的让生命直接面对自然世界的传统，恢复人对宇宙的特殊领会，在博物学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生活。尤其是，博物文化不会形成虚无主义。最典型的如中国文化就没有虚无主义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高幸福感、低自杀率的重要精神源泉。其内在价值在今天匆忙而失去个体自我的时代仍然具有疗愈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在历史上从未断裂的博物传统深广之国度，具有无可比拟的底蕴和内力，是能提供纠治现代性病症最重要传统资源的国度。但是，由于中国自身现代化起步的滞后性而导致发展进程的急促性，引发和积压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在此情形下，如何既继承和复活传统古典学经验，又匡正人类发展中的偏失，于己于世都已成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只是，博物学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延展形式，它的最大特征是整体存在性。若仅仅按照现代性的要件性模式，从中寻找有利于当下情形的若干元素，不过是继续延习“反向格义”的路数，而最终导致杀鸡取卵的局面。就此，我们必须时刻反思，探究如何按照博物学的原则和特征开出新的教育方式和承继形式，以最大的气力繁荣和传扬中华古典学。

　　首先，需要在普遍的文化精神方面倡导和建立博物的情怀或提倡博物的精神，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万物一体，承认多元共生、互利和共赢，主张共容、相互尊重、欣赏，乃至于赞美，要求强者自我约束和对弱者适度改善，实行责任分担。

　　其次，整体性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人类各民族的知识史中存有丰富的博物学资源，它们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对这种教育不应支离破碎地进行，而是系统地展开，包括系统的实践训练和体知。

　　再次，弘扬中华古典学要落实在行动上。把口头上的真理在行动中实现出来，既是中国古来一贯的传统，也应成为衡量今天“做人”水准的一个基本尺度。否则，学习中华古学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那就是空学假学，是背道而驰的妄学和口头上的国学。今天，中国也已进入知识时代，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却发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斯文扫地”现象。这种知识与德行疏离的状况，正是中国社会道德困境之源。因此，让道德的呐喊者，重新成为道德的践行者，应成为知识人历史转型的一项根本任务。

　　诚然，复兴中华古典学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更不是排他性地搞中国传统一枝独秀，而恰恰是在中华古典学的视域内接纳一切建设性的文化。今天，整个地球连为一体已成为一种现实，这要求人类在生存中展开更多的合作和共赢，需要起码的理解、相互尊重和自我克制。就此，天下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根本精神，博大兼容作为中华古学的重要原则，谦和忍让作为中华古训的内在教养，恰是一种从古代直至永远都有极高人类价值的浩然之气和智慧境界，更是推动人类永久和平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未来新文明的活力之源。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