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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何以难跳出互不信任泥潭
公方彬//m.auribault.com2014-03-25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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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方彬

  未谙得世事时,父母和老师就教育道,在社会上要防范坏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云云;步入公共场所,听到的往往是警察通过扩音设备的广而告之,“不要将自己的贵重物品交给不认识的人看管”,“不要接受不认识人赠予的食物”,等等;进入职场,朋友告诫或津津乐道的,常是尔虞我诈、暗箱操作的故事。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们社会的不信任,社会信任缺乏,让人们觉得“活得很累”。更可怕的是,这种不信任似乎渗入骨髓,很难改变。而且,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一个集体审丑的社会氛围中。为了点击率,有的媒体记者热衷于报道极端的具有冲击我们灵魂效应的新闻事件。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映入眼帘和撞击耳膜的不时有碰瓷与讹人之事。类似新闻多了,就形成强化,以至于成为我们的社会认知。这样的结果如何不带来人与人的相互怀疑和防范?

  其实,深入分析,导致社会信任度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形成于小农社会,信任度决定于熟悉度,比如传统的道德就是熟人道德。一定意义上,我们的信任是相知者间的事情,即使传统社会,对于闯入者我们其实也持有严重的怀疑或不信任。这样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加之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工业社会的形成与西方的渐进式迥异,我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形成,其间缺少必要的磨合和适应期,信任度决定于熟悉度的道德文化取向有很强惯性。这样,在一个新的陌生人社会中,我们就很难一下子提高相互间的信任度。

  由于中国社会结构这些年来发生了深刻变更,再加上改革开放后我们放松了精神大厦的建设,一个时期过度激发人的欲望,结果导致贪欲在一些人中无限放大,当私欲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必然是尔虞我诈,是坑蒙拐骗。利益冲突,缺少法治规范和道德约束,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放大人与人间的不信任。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人际交往方式上。我们重宗族,强调熟悉度,同时依托固定的单位和组织系统。西方社会更重视且依托各种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活动。社会组织与行政组织差异很大,行政组织具有强制性,社会组织则是自愿性的,以爱好和志趣作纽带和凝结剂。行政组织把各种利益关系带进来,易产生矛盾且不易化解,而以志趣构成的社会组织较少利益冲突,更因志趣而容易打破隔膜,甚至因为组织内的相互支持帮助而增强信任度。此外,原罪论造就了西方人的价值观——人性恶,为了避免潘多拉黑匣子打开,于是设计制度来抑制恶,进而形成抑恶扬善。比如给每个人一个终生不变的社会保障号,并把所有恶行污点记录其中,这些又直接影响其生存,所以每个人就要努力进行自我约束。

  分析问题、研究原因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要想真正在人们中建立起广泛的信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即便一时建立起来,要想形成一种良好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也还是需要我们长期呵护,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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