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烦人的证明的抱怨不断，说明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性，说明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紧迫性，说明一些单位和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必要性。相关部门应列出办事清单，告诉公众哪些证明是必须的，尽可能简化程序。清理不必要的证明，减少公众和企业的办事障碍和负担，避免人力财力的浪费。

　　据《新华每日电讯》5月13日报道，为给去世23年的婆婆开死亡证明，年近七旬的辽宁沈阳市民何荔枝从2014年10月开始，跑了7个月7个单位也没办妥。媒体曝光后，相关部门“特事特办”，何荔枝近日终于拿到了这份死亡证明。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现实生活中有些证明是法律法规要求必须有的，但由于各种原因，群众办理起来经常“抓瞎”。

　　从“奇葩证明”，到“抓瞎证明”，开具证明文件似乎成了近期一个敏感话题。它们为何会出现？能不能有效化解？公众的疑问不少。

　　梳理这些烦人的证明，其一，有些证明的出具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正常情况下本不难开具，但如果条件丧失就会“抓瞎”。以死亡证明为例，按正常流程，或有医院或法医开具的证明，或有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或有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存档文件，死亡证明都可以顺利办理。但档案存放是有期限的，过期就可能销毁，如此相关部门就无法按照正常途径出具证明，于是就出现了“抓瞎”现象。

　　其二，有些证明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是一些单位或部门自己要求的。由于设置随意，可能出现啼笑皆非现象，证明“你妈是你妈”就属此类。此类证明有些是本来不需要的，有些单位或部门为了自身利益，要求公众必须提供；有些是可以简化或替代的，有些部门和单位为了免责不愿变通；有些是可以通过其他证明间接证明的，有些单位和部门懒于整理，将麻烦推给公众。

　　其三，还有一些证明属于“罗圈证明”。证明之间互为前提，转了一圈，文件齐备了，但给公众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烦人的证明屡屡出现，从制度层面而言，一些法律制度对公众设定了过多的义务，凡是涉及审批的，往往都要公众出具这样那样的证明；从观念层面而言，一些部门和单位还没有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姿态走出来，服务意识淡薄，重管理、轻服务；从技术层面而言，既往的档案管理多为纸质介质，电子介质的少，各部门和单位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当然，也不乏一些人从中寻租，故意刁难他人。上述因素虽然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正在逐步改观，但在不少地方，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公众对烦人的证明的抱怨不断，说明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性，说明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紧迫性，说明一些单位和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必要性。

　　面对烦人的证明，应区别对待。相关部门应列出办事清单，告诉公众哪些证明是必须的，尽可能简化程序。清理不必要的证明，减少公众和企业的办事障碍和负担，避免人力财力的浪费。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转变政府职能，当下，要着力破除审批“当关”、处处“设卡”等乱象。期盼相关部门和单位通过简政放权、转变工作方式，打通制约公众及企业利益的一些“堵点”、“痛点”和“盲点”，砍掉审批、办事过程中的繁文缛节，让公众及企业多一些便利，少一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