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月的阴晴圆缺总是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影响。这样的说法不知是不是有科学的依据，按照华夏的传统，举头望月，低头思乡，就是延续了很多年的文人絮语——假如不是纯粹想象的话，特别是中秋月圆，自然而然地就会触碰到游子的思念衷肠。

　　中秋节曾经是一个团圆的日子。然而，这个在今天仍然被看做团聚时刻的节日，随着“现代化”的潮涌，正在渐渐地失去旧有的模样：在乡村，在边地的城镇，人们也许还有对团聚的仪式守望，但在都市，分化的群体对这个传统的节日规划，不经意地就呈现了多元的路向：尽管商人还在用心推广着勾连月饼的文化，但都会里的新一代，从中小城镇迁徙进来的新“市民”和土著的“老居民”，首选中秋“团聚”的人群渐渐地在散去。

　　实际上故乡早已换上了新装，比如号称古都的北京，牌楼没有了，胡同商业化了，残留下来的四合院——一度变身大杂院——经过粉饰装点升级成了奢侈的厅堂，所有的老镇、新城，记忆中的老照片也只能在心里存放：“他乡”更熟悉，“故乡”反成了日益陌生的地方。

　　中秋的团聚，滋生出来的望月思乡，这个农耕时代构建起来的心灵建筑，在时序变迁中逐渐没有了清晰的形象。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不是关联的信息流洗刷，不是资本的精心策划，可能会忘记这个“遗产”，想不起那个万众沐浴的温馨月光。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在白天的忙乱后，在网络的问候中，有心地保留着赏月的趣向。置身拥挤烦乱的城市，在眷恋文化余香的文人之外，大概只有在乡土情愫滋养的群体身上才能找到专情的想象了。

　　是的，中秋，这个充满文化想象的时空，在文化发达的城市淡漠了，反倒是打工者，这个数十年寻迹旧路的阶层承载着更多的文化意味。这不奇怪，因为更沉重的身份烙印，打工者的中秋荡漾着纯真的亲情、故土情怀，比起“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优雅叙述，比起大学阶梯，或者其它路径晋身城市阶层的“游子”，他们的感怀更现实：可能更熟悉“他乡”，但在内心深处依旧存储着或许已经生疏的“故乡”。

　　“炊烟已飘荡在庭院上空 / 至今我们还记得炊烟飘起来的样子”（孙海涛《月亮升起来》），在记忆之外，会有他乡陌生的疏离和感伤吗？抽烟、喝酒，喝酒、抽烟，“一言不发坐在集体宿舍阳台”，与忙碌相伴的寂寞，累积在中秋迸发，倍增了对亲人的念想：肌肤、灵魂交织在一起，漫溢渴望。

　　也许漂泊的心灵才更希冀停泊的港湾。

　　撇开诗歌本身的优劣，如果将打工诗人（作家）看作这个群体文化诉求的呈现者，人们可以从他们中秋的作品中感触到想往。

　　没有打工者的切身感悟，但作为旁观者，兴许我的解读是有歧义的，但我仍然想问：今天你们和上世纪末怀揣改变个人窘困生活愿望的打工先驱们有什么不同吗？接受过更好的教育，背着行囊挥别熟悉的山林和土地，第二代，也许是第三代，您还是资深的漂泊者吗？改变是有的，遗憾的是，留守的还是留守的后代。

　　列车上的打工者“整洁的新衣服，代替了以前脏兮兮的旧衣服……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灿烂了，聊天谈话比以前文明了。”然而，“为了孩子读书，你（妻子）不得不在家里，我依然继续在外面打工漂泊”（凹汉《列车上的中秋家书》）。走在几十年的老路上，一路上还是漂泊的轨道和车站，看不到终点站……

　　本来，由于扭曲的“传统”侵蚀和魅惑的“现代性”滋扰，漂泊的应该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而不是你和我，本来，乡村可以留驻，城市可以是终点站，然而，为什么——

　　节日，仍旧像一个漂泊的符号，年复一年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