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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活在崇拜英雄的年代;长征的英雄,就是我们最崇拜的英雄。那时,我们看的最多的电影,就是《万水千山》,读的最多的书籍,就是《红旗飘飘》。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我们吟诵了几十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我们耳畔回响了几十年。做长征式的英雄,是我们这代人当时的崇高理想;重走长征路,是我从小萌生的最大渴望。那时,没有条件,我就凭借想象,用童心去走,用少年的心去走,用青年的心去走;后来,有了一定的条件,我就利用一切机会,实地的去“走”(当然是分次的、乘车的)。
也许是年龄的增长,也许是实地的体验,我发现,长征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简单”那样“美好”,更多的是一种“复杂”一种“艰难”。后来,更是因为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认识到这种复杂与简单、艰难与美好的辩证关系。没有艰难,哪来美好?物质生活的艰难,可以产生精神境界的美好!
十多年前,我踏访草地。在海拔3500多米的高原上,我坐在三菱吉普车里还得吸氧,可当年的红军战士,没有粮食,没有衣物,在沼泽泥潭中,还要背着辎重,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灭顶”之灾。这些草地中,至今还有人的头骨,很可能就是当年红军战士的……
这只是长征的“沧海一粟”。长征之所以“复杂”、“艰难”,是因为实际的长征远比文字的表述更为波澜壮阔,也更加可歌可泣。30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长征所有的重要事件发生地,并进而考证出,长征不仅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更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实现北上抗日、反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这四个目标,十一支队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开展的长途征战,包括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也应当包括1932年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1932年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三军;1934年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的红六军团;以及西方野战军和西路军。
长征的“复杂”、“艰难”,不仅是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还有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与党内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做斗争,还有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还有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的严重不足,他们同时迎战着思想、政治、军事、经济、自然、民族民众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挑战。长征是中国革命在多重逆境中实现的伟大转折!长征之后,中国革命就势不可挡。
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红军靠什么取得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精神,靠的是境界。我实地考察时在夹金山脚下看到一张照片,是一、四方面军在翻越雪山后举行联欢会的照片,照片上的李伯钊,也就是杨尚昆的夫人,正在表演苏联海军舞。当时李伯钊在苏联被取消了党籍,长征时正背着处分,但照片上的她却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活跃。红四方面军在翻越党岭山时,冻死了几千人。爬过雪山后,朱德提议开一个运动会,以鼓舞士气,爬过数座雪山的许世友,在运动会上竟拿了一个项目的“冠军”。
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30多年重走长征路,我不仅从历史学的角度品读长征作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历史功绩:长征让全党认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初具雏形,为强大的人民军队奠定根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提升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作为伟大的长征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创业者还是守护者,只要是在为理想而奋斗的途中遭遇了挫折和不利,都可以向长征精神借取力量和智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
“这个地方只有野牛和红军能通过。”这是一位以色列退伍军官在一篇记录他与张爱萍将军女儿重寻长征记忆的文章中所写的一句话。张爱萍将军生前对他的女儿说,过了泸定桥后不久,他们经过了长征途中最困难的地方。当时红军在树林中迷了路,陷进一片烂泥塘中,又无法辨认方向,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所有红军官兵夜里下半身站在泥塘里,上半身靠在树上,站着打个盹,但他不记得这个地方的确切名字,只隐约记得是在过了泸定桥后。后来,张爱萍的女儿和那位以色列退伍军官一起把那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地方叫泡桐岗。尽管重访前他们做了大量功课,但实际踏访,使这位以色列退伍军官依然感慨万千,写下了那句话。
在外国人眼中,长征精神包含着“追求人类美好生活”、“抵御外敌入侵”、“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等含义。而在我的心中,长征的意义何止于此?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与长征时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我们的精神生活与长征时比,是否能够这样说呢?我们的GDP已经世界第二,我们的精神GDP何时世界第一?我认为,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时候,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扪心自问,并为之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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