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曾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又一次浪潮，将是世纪之交时要出现的垃圾革命。”也正是从2000年开始，我国确定了首批8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处理试点。上个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联合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目标是到2020年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不过，日前有媒体走访后发现，在垃圾分类试点17年后，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环保部2015年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56亿吨。有计算说，以载重2.5吨的卡车来运输的话，所用卡车排起来能绕地球12圈。如何处理生活垃圾，大处看关系到国家近年一直倡导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小处看则直接关系人们日常生活环境质量、避免“垃圾围城”困境。一个良好的垃圾分类体系，不仅能提高填埋、焚烧等终端垃圾处理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可以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诸如此等好处早已无需赘言。问题是，为何很多时候大家并没有行动起来？

　　提起垃圾分类，人们最容易想到且援引最多的就是日本，他们那种标准精细化和执行有效性，令人赞叹和羡慕。由此，经常关联的话题是国人素质和生活习惯。不过，“效果不尽如人意”未必都在素质。2012年前后，笔者所在小区实施过一段干湿垃圾分类，在每层楼梯间摆了两个回收桶，然而很多细节上的“不便”很快就来了，比如从厨房到湿桶到底要不要用垃圾袋？如果不用，紧接着的问题是，湿桶虽然有盖子但太过简易，尤其到了夏天气味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当你发现楼下垃圾车最终还是将干湿垃圾一起运走后，很快就会把那两个桶理解为“纯粹摆设”。举此例并非为“素质”找借口，而是想说明，如果单纯依赖居民自觉，而不是从整个流程上着眼，那么垃圾分类将是个很容易反弹的事情。

　　按道理说，无论是当年开展分类试点，还是此次试行强制分类，入选城市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居民素质，都有相对较好的基础。基于此，笔者斗胆提出一个疑问：虽然一再强调垃圾分类越是靠近前端越重要，但倘若在宣传教育引导无法立竿见影的情况下，能否探索更适合我国现实的模式？提及此次强制分类，有专家再次提出“罚款”建议，希望以此强化“我的垃圾我负责”意识。类似的措施在部分城市早就有过，但真正执行得了的处罚并不多。只要想象一下居民与执行监督者的数量对比，就不难理解这种模式的尴尬。所以，在居民素质既定的前提下，罚款及其它强制措施虽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居民现实生活习惯的流程优化。比如，目前广州试行的以回收利用带动垃圾分类，鼓励环卫工人和企业参与垃圾源头分类，虽然好像与专家们强调“我的垃圾我负责”有点距离，但这种鼓励社会参与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利用作业捆绑”模式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

　　这启发我们，能不能换个思维引导居民让垃圾变废为宝？比如居民想处理旧家具时，是不是打个电话就有回收企业来对接？再比如，能否从“互联网+”上下些功夫，奖励居民定点投放日常的瓶瓶罐罐，更好引导大家改变生活习惯？总结一下，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没有那个环节不重要，但涉及具体的执行方案，不妨更有针对性一点儿，这也算是抓重点、抓关键的一种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