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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纠结的微信式生存
刘文嘉
//m.auribault.com 2016-12-30 来源: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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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微信空间解开了现实生活对国人的“规训”,也许是因为它部分破除了知识供给和道德评判的垄断,其所展现出的纠结,正是一种松绑之后的无序喷发。

  每个人的微信生活是什么样的?腾讯用《2016微信数据报告》给出了一份图景:9月微信日平均登录用户已超7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而全年一半用户每天使用微信时长超过90分钟,其中,年轻人爱晒朋友圈,老年人爱转鸡汤文。

  数据报告很详实,不仅给出了数据统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数据意义,比如给出了典型用户的特征,“95后用户”和“老年用户”的喜好。但对于微信如何切入并改变当下社会生活的话题,数据报告只是浅浅点了一下题而已。

  无论将其作为一种媒介,还是作为一种社交平台,诞生了5年的微信都已经超出联通工具的范畴,而负载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内涵。它加速了人们知识获取方式的革新,改变了社交路径和习惯,使“媒体”的定义发生变形,更将公共议事平台进一步迁移到虚拟空间。早在新世纪之初,著名学者黄万盛就曾指出,网络社群正在解构现实社群及其组织生活方式。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年尾,北大胡泳教授又在其著作《众声喧哗》中讨论了一个变化:通过新的“共有媒体”的作用,传统的“公域”和“私域”都发生了易位。现在,微信的出现和成熟,将这一切变得更加确定无疑,也呈现出更多待解的“纠结”。

  比如,微信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又使得公共讨论规则难以形成共识。过去短短几年中,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改变了传统公共讨论的模式,为后者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的场域,但社交工具的翻新速度,却远远超过了公共讨论规则的成型速度。或者说,这种迅速喷涌出的讨论热情和刚刚摆脱“现实规则”的快感,让人们不愿意受制于任何框架,以至于近些年来,遵循什么规则来辩论,也成了公共辩论的常见议题。如胡泳教授所言,“共有媒体能够促进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但这种力量要成型,显然还要经过漫长的多元碰撞和反复角力。

  再比如,微信既助推了个体话语的自由和话语权的平等,又使得这种站队和撕裂变得更频繁、更加低成本。微信自媒体的诞生,侧证了信息技术本身是有价值方向的。它必然指向开放的信息流动,指向话语的自由和话语权的平等,从而一改印刷时代写作权力的垄断和写作者向大众训话的姿态。但也恰恰因为这种平等的降临,站队和撕裂变得简单易行,甚至被当成自由话语的表现方式、当成公共讨论的同义词。在“人贩子死刑”讨论中,在“罗一笑捐款”事件中,甚至在“《大圣归来》能不能被批评”、“《一代宗师》值不值得看”的争议中,好友反目、互撕和拉黑已经成为标配。

  也许是因为微信空间解开了现实生活对国人的“规训”,也许是因为它部分破除了知识供给和道德评判的垄断,其所展现出的纠结,正是一种松绑之后的无序喷发。对中国社会,互联网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影响可能比技术意义上的影响更大,我们每一个使用微信的普通人会在未来更加深切的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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