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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没有边界,但互联网世界里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边界。在伪信息流一次次制造互猜和恐慌的情况下,构建应有的行为规范,是对互联网生态最好的保护。
每个互联网用户每天都面对着一个辽阔的信息世界。这是一个既真实又充满虚幻的公共领地。在这个信息流世界里,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让甄别和选择成本无限提高,让信息处理变得既轻易又复杂。在脆弱的信息甄别机制无法处理所有信息的情况下,基于个人经验的情绪化感受,就成了用户实现自我定位,完成互络世界公共角色扮演的快捷方式。这让互联网世界的信息流要么逼近,要么远离真实,而我们已习惯了处之泰然。
所以,当1月10日微信公开课PRO版的“我和微信的故事”在朋友圈被刷屏,随即被谣言包围,然后又被辟谣时,我们只是见证了又一起谣言和真相互搏的事件,看着它画上句号,很少有人较真。仿佛这起传播事件如同伪心灵鸡汤的一次不小心的泼洒,这起谣言传播事件的社会成本似乎从来没有产生,或者损失已被悄然转移。
然而,这样并非事实。在“打开微信公开课PRO版的链接会被盗号”的谣言大面积传播的瞬间,很多用户因为无法辨别真伪,解绑了与微信捆绑的银行卡,据说解绑的银行卡达到了百万量级。由于谣传打开链接支付宝账号也会被盗,支付宝也随之“躺枪”。这句源于微信又未能制止的谣言,带来了几何级的灾难,还能将其视作简单的谣言传播事件吗?恐慌是社会安全感的敌人,是金融系统性安全的敌人,也是整个互联网生态的敌人。如果对滋生于微信朋友圈的伪信息流造成的
恐慌仍然只能被动式补救,只能事后辟谣,那么类似商业悲剧——或者说公共悲剧就还会发生。
对此,每个互联网平台对于伪信息流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既是自身利益决定的,也是其公共义务决定的。10日的微信谣言传播事件之所以被迅速放大,部分原因在于“我和微信的故事”的链接访问量太高,起到了替谣言证实的反作用。我们看到,在微信朋友圈、一些公众号,散落着大量有违常识的谣言,对于微信平台而言,自身应建立行之有效的去伪机制,严格管理接口,防止管理疏漏为谣言所趁;也应建立起开放的、更有效的自我管制和净化机制,以更牢靠的自发秩序共同预防谣言传播。
监管层也应构建应有的指挥秩序。微信谣言的制造是恶作剧还是恶意商业攻击?如何对其造成的公共恐慌定性和衡量?对网络平台谣言传播,建立长效机制已迫在眉睫,需要划定明确的行为边界,建立顺畅的纠纷解决机制。法制和市场,都是互联网商业文明的基石,与互联网微观领域的干预不同,这是政府应该伸出的那只手。
互联网没有边界,但互联网世界里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边界。在伪信息流一次次制造互猜和恐慌的情况下,构建应有的行为规范,是对互联网生态最好的保护。无论互联网监管者、企业还是用户,都不能置身事外。倘若放任,只能鼓励蛮荒。微信谣言传播事件,就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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