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为期2之天的APEC第26重届部长级会议在国点家会议中心闭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宣布，在中方的推动下，今年APEC加大反腐败合作力度，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京华时报2014年11月09日）

　　这个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贪官们的“后路”开始越来越窄。

　　自从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启了非同寻常的反腐败斗争，一大批老虎、苍蝇纷纷落马，一条条贪官的“后路”被断被堵死。

　　1、断掉贪官出逃境外的后路。据一项央行的课题报告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高达1万多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触目惊心。今年7月起，我国发起了“猎狐行动”，截至10月29日，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其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44名，缉捕数超过去年全年总数。据报道，案值大、身份高的外逃官员往往看中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欧等未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认为那里更“安全”。

　　但是此次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参与宣言的签署释放出一个信号，即整个亚太地区将携手反腐败、反贿赂，并为之出台具体措施，这让一些海外的“反腐盲点”亮了起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部分外逃贪官喜欢选择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作为出逃第一站，获取假身份后再以那里为“跳板”前往第三地，而反腐宣言一旦落实，“跳板”会成“断崖”。自此，将会断掉不少贪官们外逃境外的后路。

　　2、断掉贪官退休即安全的后路。现有有的贪官总是幻想着退休了就平安着陆了，而接二连三的退休高官被抓，断掉了这些贪官们的后路，即使是退休了也不会放过。最为典型的当属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退休八年后依然落马。

　　而此前退休被查的还有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

　　因此，有不少贪官就认为，只要能够熬到了退休，就没有人再去追究了。现在这条后路也被堵死了，而且还没有时间限制。

　　3、当裸官的后路也被断掉。有的贪官为了攫取和转移非法财富，为了退下来之后坐享非法财富，就当起了裸官，先把家属弄到国外去，以给自己留条后路。现在看来，也是为行了。今年初，中组部下发文件明确限定了“裸官”任职岗位“负面清单”，明确“裸官”不得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等五类重要岗位任职。

　　9月20日，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已失联46天。郭宜品失联后，警方排查了其家庭，发现郭的孩子早在国外，其妻也不见踪影。梳理近几年来的落马贪官，不难发现，裸官往往与贪官关联。从庞家钰到周金伙，从杨湘洪到张曙光，贪官们往往会选择做裸官。

　　4、“背靠大树、朝里有人”的后路被断掉了。不少贪官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纷纷经营人脉关系、后台，希望背靠大树好乘凉、朝里有人好做官。总认为自己有了这些后台、关系，就什么事都可以摆平，就不怕被抓。

　　现在看来，这样的事也不行了，那些有后台的、有关系的，也一一落马了，即使是“北京有人”，也照样被抓。

　　5、“法不责众”的后路被断掉。这是不少贪官保全自己的后路之一，他们认为只要抱成了团、结成了伙，就会给组织以压力、以阻挠，以所谓的“政治稳定”相威胁。所以，一些贪官往往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山头主义，集体对抗、阻挠反腐败斗争。然而，中央对此豪不含糊，坚决出手。比如山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反腐败行动，就完全打破了“法不责众”的潜规则。

　　比如十八大以来，山西有7名省级领导干部被查，在任省委常委达到了4人，其中有3人曾在吕梁工作，包括山西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山西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吕梁市级干部也有3人被查，包括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和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这种群体腐败的特征相当明显。

　　而且，中央还在蕴酿断掉贪官们更多的“后路”，比如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都在断掉贪官们企图掩饰非法财产的“后路”，让你无处可逃、无处隐藏。而当一条条贪官的后路被断掉被堵死的时候，“三不”的反腐败机制也将逐渐形成，反腐败斗争也将提升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