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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珉迕:别把新闻发言人异化成代言人
//m.auribault.com 2015-12-01 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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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身份闻名的王勇平,11月27日正式退休。告别政坛之际,面对媒体,王勇平吐露新闻发言人任上的酸甜苦辣,引发社会关注。

  人们熟悉王勇平,当然是因为2011年“7·23”动车事故后那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面对媒体的追问,王脱口而出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迅即被引为“金句”,遭到舆论猛烈抨击;其日后仕途偶遇波折,多少也与这场发布会带来的巨大“负效应”有关。但当王勇平重新忆起当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倒不再有太多纠结和痛楚;旁观者看其留下的背影,恐怕也不忍像当年那样口诛笔伐,反而会多一些理解和同情。

  这份理解与同情,未必出于对一个退休老者的体谅,而是真正体会到一个新闻发言人本身的努力和无奈。毋宁说,王勇平一举成名的那一幕,恰恰成为重新认识新闻发言人制度内涵的一次开端。在无数次类似的新闻事件和公共危机之后,人们愈加感觉到,要靠一个发言人的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只是过于美好的幻想。

  对于曾经不太习惯面对媒体的中国官员来说,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舶来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冲击。它要求政府在公共事件尤其是危机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向媒体打开窗口,建立发布、解释、沟通的渠道,从而实现危机处理和说服的目的。通常理解,媒体的背后是公众,政府对待媒体态度如何,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对待公众态度如何;而以一种开放、坦诚的态度面对媒体和公众,进而真正打造“开放政府”、“阳光政府”,则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共识。

  显然,引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的,正是打造这样的“阳光政府”。然而,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引入10余年之后,这项制度本应承载的开放意义,却远未充分实现。据一位传播学者的观察,10多年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能并不是直线上行的。“制度效能下滑”的意思,便是很多时候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未完成其本来使命,反而因为在某些层面上的误用,走向截然相反的境地。不难发现,10多年来各地密集出现各种“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政府官员亦被反复培训灌输“媒介素养”,看上去发言人制度已然深入人心。但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表现,却未有太多长进,甚至还在倒退。原因很简单,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不是学几种“应对技巧”、背一些“应答金句”。其更多要求的是让政府适应公开、学会发言。但在实践中,促成政府“发言”的制度,却被异化成由发言人“代言”的制度。更多人依然在封闭旧习中我行我素,本来是政府“窗口”的发言人,无意中成了这种封闭姿态的“挡箭牌”。

  对发言人而言,这种制度的异化,显然会带来难以承受之重。谁都知道,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制度系统,发言人只是其中的末梢。就观念而言,没有全系统齐心协力的公开意识,仅靠末梢的发言人“站台”,难逃公众的火眼金睛。就技术而言,政府信息公开和危机应对就更需要系统性的缜密配合,需要后端的信息沟通、口径支持。没有这些“技术支撑”,站在前台的发言人纵有再多能耐,怕都要捉襟见肘,甚至“死得很惨”。

  而远如王勇平那场令他成名的发布会,近如天津港爆炸事故中多场饱受非议的发布会,核心问题都出在这种前后端的断裂上。换言之,发言人背后代表的系统,并没有成为公开的推手,反而成了公开的阻力。王勇平自称“没有替谁去背黑锅”。但谁都知道,当一个缺乏足够后台支援的新闻发言人仓促走到台前,他其实是替许多人背上了一个“十字架”。而当其背上这个“十字架”,最终将受损的,又何止其一个人的公信力。

  如今王勇平“功成身退”,其远去的背影,留下的是未竟之问。公共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危机应对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在历经多次经验教训之后,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还会是下一个“王勇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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