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

　　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

　　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呢?

　　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呢?

　　孔子说:去掉粮食。

　　这段对话，表明了信任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陌生人社会里，信任不仅不容易建立，而且还非常脆弱，特别容易遭受破坏。政府(官员)的撒谎，对信任体系的破坏尤为严重。而一旦信任结构受到破坏，要想修复则更加困难。

　　为什么2008年的“躲猫猫”事件之后，只要某一个地方的看守所里死了人，人们都不再相信当地的说辞?因为云南省晋宁县公安机关没有说实话: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的李某是被同号在押人员殴打致死，而当地公安最初给出的答案却是，他是由于玩“躲猫猫”游戏撞墙而死。

　　为什么杭州西湖区法院开庭审理“5·7”交通肇事案时，居然会存在“真假胡斌”之争?因为现实让人们认为，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摆平。

　　被信任危机严重困扰的中国，欲重建信任，唯有进行扎扎实实的制度设计。比如，是否可以考虑彻底抛弃目前“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让审判真正成为决定被告人命运的阶段?再如，对一些颇具争议的影响性案件，是否可以考虑引入陪审团制度，以使被告人真正得到人民的审判?又如，是否可以考虑让定罪与量刑程序进行适度的分离，以增强量刑的透明度，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当然，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也是形同虚设。制度得以实施是最基本的诚信。如果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不值得信任，都成了被一些人揉捏的对象，那么，公民还能信任什么呢?

　　如果有人问我，如何才能使宪法和法律有权威?我以为，答案就在“徙木立信”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里:战国时期，秦孝公启用商鞅推行变法。由于以往施政者留下的弊端，老百姓对商鞅的新法根本不信任。为取信于民，商鞅便在栎阳城中立一长木。他宣称，只要有人将长木搬到北门，便可赏钱十金。老百姓早已不相信官署的话，无人响应。他把赏金从十金增加到了一百金。这时，一位叫山甲的青年，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将长木搬到了北门。结果，他果真得到了一百金。商鞅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极端的方式，重树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如果我们的执法者能够切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再强迫一个人自证其罪，不再拿“程序”不当回事，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司法的权威。反之，如果执法者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大大贬损司法的权威。甚至，会让那些本来应该默默无闻的轻罪小案，成为一个极具轰动效应的公共事件。

　　每一个影响性案件，都可能演绎出当代的“徙木立信”。让“影响性案件”成为重建司法信任的窗口吧!什么时候中国的影响性案件能让民众信赖了，司法信任也就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