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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涛：激活民间投资的几个制度前提

//m.auribault.com 2013-12-31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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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工信部明年将推进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领域，结合此前给予虚拟运营商发放牌照的消息，可见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逐渐迎来新机遇。我们看到，2012年中央开始强调各部门要加快落实2010年的“新非公36条”，6月工信部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如今终于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可以预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为民间投资进一步打开了发展空间，无论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还是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强调，都表明对内开放成为未来经济改革的核心环节，电信业的开放将产生明显的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

在此过程中，对于直接掌握政策落实程度的各级政府部门，其认识观念还有待进一步转变。例如，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国有资本可靠，民间资本如果过度介入某些领域，可能会带来风险，并且影响某些关系民生的产品价格或服务供给。还有一些部门甚至怀疑和抵触民间资本的促进政策，有的认为在现实中民间投资比重已经很高，不需要再出台专门支持政策。再比如，在某些领域由于存在行业垄断和既得利益者，因此对于向民间资本放开同样存在消极态度。

中国经济存在投资增速过快的现象，因此激活民间投资，同时意味着要规范和约束政府投资，并且政府要为民间投资的立项和运作提供更“友好”的环境。对此，从长远来看，政府的公共投资权限需进一步明确和收缩，按照从投资性财政到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换思路，主要应集中于公益性财政投资和投资政策环境建设两方面。与此同时，在现有各地制定的经济规划中，尽量减少区域投融资规划的适用范围，仅围绕政府应有的公共投资责任，设定投融资的目标与指标，避免过分干预市场化投融资行为。另一方面，优化投资管理制度也非常重要，对于市场化投资来说，目前投资项目的审批制度过多且不够规范。当然，要真正改变政府的投资职能定位，完善投资环境，还需要真正落实政府官员政绩与GDP脱钩的新思路，并强调在人事制度上与公共投资的挂钩，转到公共投资的质量和风险控制上来，而不只是重视规模，并且建立官员任期内外的责任追究机制。

另外，在加强对内开放过程中，也要注意对外开放中曾出现的外资“良莠不齐”。因为当前民间资本的来源日益多样化，除民营企业所拥有的可投资资金，还有大量非企业主体和居民所拥有的资本。此外，如部分体制内资金通过各种非规范途径形成了部分投机性民间资本，甚至有私人灰色收入甚至是非法资金，以及境外“热钱”等。总之，鼓励民间资本与投资，要为真正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与资本创造机遇，避免成为少数人新的谋利套利机会。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