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年会日前在内蒙古大学落下帷幕。本次年会共设两场大会主题演讲，35个分论坛进行学术成果的分享和交流，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7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50余名劳动经济学专家学者出席并演讲。本次年会涵盖了劳动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其中包括城乡移民、人口与婚姻、城市区域经济、收入分配等话题。劳动报记者全程参与本次论坛，从现场带回了我国劳动经济领域最前沿的调研话题及政策见解。
工匠精神增加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核心数据：尽责性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低技能群体的工资增长13.7%
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工匠精神”。2017年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至此，建设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打造大国工匠和培育新时期的工匠精神成为国家经济转型与企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
有效增加群体就业稳定性
“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要素，工匠精神与教育水平和其他能力相比，其优势特点何在？从增加个人收入因而使企业国家获得竞争力的角度而言，工匠精神是否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本次论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助理教授李晓曼博士提出，是否能从解决个体层面工匠精神的测量入手，探讨其对中低技能群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工匠精神在已有的理论研究中通常被阐释为一些人格特征，即非认知能力。包括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等。”她说。
以《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为基础数据，李晓曼与搭档经过大量测算研究发现：与智商、经验等传统人力资本相比，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工匠精神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并且能有效增加中低技能群体的就业稳定性。
其次，相比认知技能，以责任心、吃苦耐劳为代表的非认知技能的可塑期跨越的生命周期更长。一般来说，中职学生的年龄段处于15岁-20岁之间，此时智商水平基本稳定，提升空间有限，而非认知技能恰好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应该成为公共教育投资和开发的重点。 尽责性回报率远高于智商
根据《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的数据显示，中职毕业生的平均周工作时间高达50.92小时，而平均月收入仅为2450.5元。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中职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的前三年换过2次以上的工作，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仅为10个月。
而李晓曼的研究结论显示，首先，工匠精神中的尽责性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低技能群体的工资增长13.7%，显著高于其他传统人力资本变量的回报率（智商的回报率仅为6.8%）。且工匠精神的收入效应有显著的性别异质性，女性群体中尽责性的回报率高达22%。
其次，工匠精神中的尽责性维度能够显著增加低技能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其每提升一个标准差，总样本中的毕业生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可以延长9.4%，即便使用就业转换的次数来衡量就业稳定性，这种效应依然稳健存在。
她提出，要打造工匠精神的长效养成机制，就必须着手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打破身份壁垒，建立奖赏“慢工出细活”而非“量大从优”的人才评价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
二孩深刻影响夫妻劳动时间配置
■核心数据：女性照料时长每增加1小时，就业概率降低0.45%，劳动时间缩短0.12小时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已满两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一孩”出生人数减少了249万人，“二孩”数量却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占比超过50%。 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增加
对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乐君杰，专门分析了“二孩”对已婚男女家务劳动时间、市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配置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专业化效应”和“养育价值效应”对夫妻时间配置的机制进行了解释。
乐君杰解释，在已婚夫妇家庭决策模型中，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相当于两种商品，通常男性比女性有着更高的市场工资，而女性更擅长家务，那么就出现了“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情况，我们将其称为“专业化效应”。
而实际上家庭生产中，养育子女和一般家务劳动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这一视角来看，对子女养育时间的投入还能给父母带来额外的正的效用，比如与子女的亲近感、幸福感等，且这种效用并不能被普通商品所替代。为了获得这一特殊效用，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父母可能会增加在家务劳动中的时间投入，我们将其称为“养育价值效应”。
乐君杰的研究发现：对女性来说，二孩出生的“专业化效应”和“养育价值效应”会使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闲暇遭挤出。
对于男性来说，“养育价值效应”和“专业化效应”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是反向的，并存在城乡差异。对于城市已婚男性，“养育价值效应”要大于“专业化效用”，二孩会牺牲城市男性的闲暇时间而增加其家务劳动时间；但对于农村已婚男性，“养育价值效应”并不明显，二孩不会改变农村男性的时间配置。
倡导男性带薪育儿假
基于二孩对已婚男女时间配置影响效应的分析结果，乐君杰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促进弹性工作制在企业的发展；对男性的育儿行为进行激励；尽早建立规范、有效的家政服务市场。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子女数量增多，已婚男女必然会面临家庭和工作的冲突。固定工时的强制要求不仅不利于已婚个体对工作和家庭的兼顾，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工作效率，尽管工作时间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每一工时投入的精力可能会有所损失。”他认为，弹性工作制的引入一方面有利于员工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帮助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良好形象，并间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此外，父亲母亲的角色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中国的现阶段，与男性相比，女性仍旧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
对此，他认为，可以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男性在家庭劳动上投入更多的时间，“比如带薪育儿假。给予父母合理长度的育儿假，不仅能够对男性的育儿行为进行激励，也可以减少生育对女性的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
儿童照料降低女性工作时长
在现代生活中，女性作为生育和照顾子女的主体人群，同时又是重要社会人力资源。这给女性就业与家庭照料之间的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
来自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闫雪凌博士，通过研究实证检验了提供儿童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
她向记者展示了研究数据：提供儿童照料会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可能性降低11.45%。对于仍参与就业的女性，承担照料责任的群体比不需要照料儿童的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时长减少3.96小时。进一步地，照料时长的增加也会对女性就业产生抑制作用，照料时长每增加1小时，就业概率降低0.45%，劳动时间缩短0.12小时。
闫雪凌表示，家庭儿童照料需求对于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决策者在制定生育政策的发展战略中，应该提高对于儿童照料问题的认识，充分重视女性在儿童照料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冲突，提早谋划，尽快构建儿童照料支持政策体系，缓解女性因照料子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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