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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云南大理州弥渡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马迎槐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各位分享我从事工会工作三年以来,遇到的一些人,说说他们的难,讲讲我们的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当然,题中所说的“我”代表着我自己,代表着我们,代表着千千万万服务于困难职工的“工会人”。
曾经在我的印象里,贫穷只属于那些边远的山区和农村,那些“靠天吃饭,赖地穿衣”的农民。我也是农民的女儿,小时候也看到身边可怜的他们。直到有一天,我和其他同事一同踏进那个生活在繁华街道背后的家庭,走进那墙壁石灰掉落、地面坑坑洼洼、屋里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家,才真切感受到城里也有这样困难的家庭,困难职工的家庭也会是这般模样,这就是在档困难职工李继强的家。
李继强是原滇西香料厂下岗职工,下岗后,妻子不愿与他过清苦的日子,2004年丢下当时只有五岁的儿子便离家出走了,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儿子与年迈的母亲生活,一家三口仅靠他打点零工或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活,那时我们就想“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通过协调相关部门,为他申请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并借助公益性岗位在县司法局安排了门卫工作,虽然收入不是很高,但能基本维持祖孙三代的基本生活。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在一家人生活稍有好转的时候,由于生活长期困难,早就患有糖尿病的李继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于2016年导致左脚溃烂,不能再坚持工作。在他姐姐的陪护下到昆明四十三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做了三次手术,可还是没能保住左脚,最终只能进行截肢。住院三个多月,共花费医药费20万余元,即使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也还是让这个家庭欠下了十万余元的债务,使本就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初,在得知李继强出院回家后的第二天,县总工会主席带着我们来到李继强家中,看着李继强那白纱布包裹着被截肢的左腿,上面还有一根根金属支架从被撕破的裤筒里露了出来,纱布上布满血迹斑斑,让我不忍直视……李继强的姐姐对我们说:“这是因为他有糖尿病,凝血功能不好,术后伤口一直难以愈合,因此,每天都需要帮他换药、换纱布,我还要照顾家里,这个事只能落在他上高三的儿子身上。”她擦着眼泪替李继强接过主席递过的慰问金又说:“在住院期间,74岁的老母亲也因病去世了,母亲的一切后事都是在家的妹妹操办,我们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听到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含着泪花说不出话来,这时我看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大男孩一遍遍擦拭着眼泪……是啊,这个从小失去母爱,从此要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任,还要参加高考的大男孩又要怎么办呢?有家庭的拖累,他还能顺利考入大学吗?如果录取了,这个已经负债累累又无半点收入的家庭又怎能担起那高额的费用呢?这一个个很现实的设问仿佛在问我“你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八月,喜讯寄到了这个困难重重的家庭,儿子的录取让李继强一筹莫展,眼看儿子的大学梦就要破灭。正当这时,我县困难职工解困脱困领导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欧阳学礼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刻召集教育、工会、团委、妇联、民政、住建、残联、红十字会等领导组成员单位召开现场办公会,责成民政部门落实社会救济;教育部门办理助学贷款;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整合现有助学资源帮助其儿子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残联负责伤口恢复后免费安装假肢;住建部门落实廉租房政策待遇等,形成了一系列专门帮扶救助措施,工会组织长期关注困难情况,实时发挥牵头协调,平台承接的作用。
在李继强儿子顺利入学以及他本人的病情稳定后,面对我们的回访时,我看到这位铮铮铁骨的汉子流下了眼泪,几度哽咽地说:“感谢各级政府的关怀。”
困难职工的致困原因是复杂而多变的,而工会的力量却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困难职工李继强困难的解决得益于部门的联动、资源的整合,是工会牵头下集成帮扶的力量。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我们的走访中,还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因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一定标准或其他原因,而被挡在了全国帮扶系统的“门外”。
在云南省百合林业有限公司弥渡分公司有这么一个家庭,妻子王正琴于2014年查出患有子宫肌瘤、乳腺癌,并在当年做了乳腺切除手术,接下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化疗,虽说病痛的折磨很是痛苦,但在我们走访慰问中,乐观的王正琴还笑着对我们说:“虽然手术和化疗花去了二十来万,但人还是算保住了,现在病情也还算稳定,儿子也马上毕业了,钱慢慢苦,账慢慢还。”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 2016年王正琴的丈夫高建华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结果竟是肝硬化晚期,不幸的遭遇落在了这个夫妻二人月工资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的家庭上。儿子毕业后因学建筑专业,未能回弥渡就业,长期在工地上打工,由于牵挂生病的儿子和儿媳,年近80的母亲在这时也搬来和他们住在一起。
当我们带着慰问金再次来到她家时,家里还是那么整洁,只是王正琴那乐观的笑容不见了,含着眼泪对我们说:“本想我一人得病,至少他还能照顾我,生活也还有盼头……但是,现在我俩每两个月都要到州医院住院一次,我做化疗,他做治疗,我在11楼,他在7楼……住院期间,老母亲也只能交给公司同事帮忙照看。”听着这心酸的讲述,我无言以对,只是感觉到坐在身旁的那位老人把我的手握的更紧了……可在进行困难职工系统录入时发现高建华已经由省林业运输公司录入了系统,不能再进行录入,意味着这个家庭在我们县不能再享受在档困难职工的待遇,这时我又想起了那双把我紧紧拉着的手,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心底追问自己:“我们能为她做点什么?”
在弥城二小还有这样一位老师,她于2012年查出患有右足恶性黑色素瘤,经过手术治疗后还需长期化疗。自从得病后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夫妻二人的工资收入还需要赡养一起生活的婆婆和抚养年幼的儿子,生活虽然过得很拮据,但随着工资收入的不断提高,病情的相对稳定,家庭生活还能勉强维持。
可就在2015年丈夫向她提出离婚,她无奈之下带着七岁的儿子搬出了那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家。在经弥城镇总工会的了解反映后,我们来到了她租住仅有二十平米左右的家里,她为我们讲述:“自从我得病,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整天被‘愁云’笼罩着,老公总是哀声叹气,婆婆面对我也是一脸嫌弃……直到那一天,老公向我说出要离婚,我才真正的感觉到我的世界要垮了,只有儿子是我唯一的希望,我提出我要带着孩子,他答应了,就这样我搬到了这里。”经过深入了解,她每年需要到省肿瘤医院治疗四次,还需要长期服药,加上这些药品大多无法报销,虽然收入稳定,可家庭支出很大,可以说入不敷出,日常生活还需要父母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