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鑫在失火现场找到答案。三台挖掘机正在一片建筑残骸边作业。探照灯的光芒刺穿夜空，也刺中杨小伟被倒塌楼体埋压的地方。

　　在部队的安排下，关家欣和白霄见到他们找了快24小时的人——还算干净体面，只是第一眼看到脸，“绝对搞错了”；再仔细看，体型没错，但无声无息的，一点儿也不像他。

　　两天之内，超过10名转业兵从四面八方，自发回到曾履职过的化工中队，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找小伟。

　　在杨母下榻的酒店走廊里，穿军装的现役者和穿便装的退伍者交替来去。紧接着，杨父也被接来。这个刚接受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男人，从挨着床开始，就再也没力气挪动一步。

　　关家欣出入火海多次，从未怕过。但这一次，他浑身的勇气却像被抽空了，“面对不了”。

　　晚上，他一个人长时间哭泣。而白霄的情绪比他更糟，甚至醉了一场。

　　杨小伟在哪儿？关家欣还在问。从理智上，他知道答案。但从情感上，当他对着那张早已辨认不出的面孔时，却觉得“兄弟还没找着呢”。

　　在服役4年的化工中队，不知去向的大兵小伟留下很多线索。

　　几天前，同龄同届的隋明松和他喝了一杯酒，庆祝元旦，小伟惦记病重的父亲，说想回家；两周前，小伟跟一群小伙子在中队积雪的篮球场上浇出冰面，溜得又快又炫，冰鞋眼下还在场边的屋子里。

　　可他不在宿舍，也不在冰场。事实上，这几天，他先在媒体的赞誉与惋惜里奋勇扑火，又在老百姓口传的都市传奇中成了英雄，还被公安部授予烈士称号。

　　“当之无愧！” 关家欣说，“但我宁愿他是个逃兵。”

　　杨小伟选择了不逃。

　　新兵刚到消防中队时，因为经验和技术的缺乏，还不能站到火灾的第一线去，只能拿拿梯子，端端器材。

　　“我什么时候才能拿上一支水枪？”这句话，新兵蛋子杨小伟每天晚上都要跟战友说上一遍。

　　关家欣记得，一次火灾收尾阶段，杨小伟头一回被命令拿上水枪。即使面对的只是残火，他也两眼放光，整个人陷入亢奋状态，好像前方一片熊熊烈火，“看起来傻气得很”。

　　而从火场返回中队，再到上床睡觉，这个端了一回水枪的家伙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感受，因为太激动说得乱七八糟。

　　“我还笑过他。”关家欣说，后来他才明白，杨小伟把每一次端起水枪，冲进火场，都当成最神圣的时刻之一，也是他最重要的话题，“不是任务，而是他的人生。”

　　两年兵役期满，最好的兄弟转业。杨小伟纠结良久，还是留下。

　　隋明松清晰地记得，1月2日上午，下士杨小伟10点钟去了某火灾现场，12点多接到道外南勋大市场火警，马上又赶了过去。时间太紧，他没吃上午饭。

　　一起去的还有他的搭班副班长侯宝森。

　　隋明松担任执勤战备车辆司机，他目送老战友和“干弟弟”一个拿着水枪，一个拖着水带，迎着大火和浓烟而去。自那之后，直到现在，他再也没见过他们。

　　“眼睛不管看哪里都是我们的回忆。”隋明松垂手站在杨小伟和侯宝森的宿舍里，抽动着鼻翼说。

　　床铺还保留着他俩离开前的模样。每天，都有战士伸手帮着捋一捋被子，使其棱角分明。而消防车边上的装备架，则空出了两栏。只有侯宝森的防护靴回来了，摆放在食堂的门边儿上，钢板制成的鞋头在高温中变形，防火表面彻底烧毁，用手指一碰，掉下灰黑的碎屑来。

　　午饭过后，中队楼内传来隐隐呜咽。隋明松挨个房间看去，最终穿过洗衣房，又绕过洗澡堂，才找到声音的来源。

　　那是一名战士，紧紧抱住膝盖，蜷缩在墙角中，埋着头痛哭。

　　每个战士都佩戴着小白花。在中队一层大堂的黑板上，贴着杨小伟和侯宝森的黑白照片。

　　杨小伟到底在哪儿？

　　在哈尔滨西华苑的一间小小的告别厅里。他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警徽闪闪发光。许多花把他围在中间，桌上还摆放着年轻人喜爱的奶油爆米花。

　　陈振鑫佝偻着肩，低头点燃一支香烟，竖直地立在杨小伟的黑白照片前。他挨着棺木坐下，一只手搭在玻璃面板上，就像坐在哥们儿身边，勾肩搭背那样。

　　他盯着杨小伟，从头到脚地看，然后嘟囔，“这帽子谁给戴的，帽徽都没对准鼻子”。仅仅几秒钟过后，他忽然又发起愁来，喃喃着：“也不知让不让我们这些转业的参加（追悼会）……”

　　关家欣也在为这件事儿犯愁。他不想留下遗憾，又怕正式跟杨小伟告别。他总觉得，兄弟还在，只是“没接电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