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齐是山西省临汾市蒲县黑龙关镇的村民。5年前，他因为腰伤严重不再外出打工，开始在村里靠养奶羊过活。经过苦心经营，奶羊的数量从最初的30多只发展至如今的150多只。然而，今年6月，“镇上要封山禁牧，限我10天内必须把羊卖掉，否则就要罚款。”陈齐说。记者向蒲县林业局了解情况，该局副局长张强告诉记者：“蒲县全行政区域都是封山禁牧区，没有牧业用地或者牧草地，都不能散养羊。”（8月8日《中国青年报》）

　　这个季节羊还没有完全长成，并非卖羊的时候，再加上一纸“卖羊令”，让羊贩子拼命压价，以至于不少农民含泪卖羊，或者干脆赶羊远走他乡。从表面上看，出台“卖羊令”是因为封山禁牧、环境保护的需要，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看似无可厚非。但这里其实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其一，农民散养羊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其二，县政府强令农民卖羊是否属于政府职权履行范围？其三，封山禁牧与农民散养羊是否冲突？

　　从法规角度看，提倡规模化养殖，但并未封杀农民散养。我国《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示范奖励等措施，扶持规模化、标准化畜禽养殖，支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进行标准化改造和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与改造，鼓励分散饲养向集约饲养方式转变。”我国虽然对规模化养殖持鼓励态度，但不符合规模养殖的条件，并非就要取缔封杀。蒲县专项治理通知提出“对羊群品种不适宜圈养，不具备养殖条件，既没有充足的饲草，又没有标准圈舍的养殖户，必须限期取缔”，只是“自说自话”，没有法律依据。

　　进而言之，既然农民散养羊并不违法，那么县政府强令农民卖羊的规定，就很难说是在正当履职，而是侵犯了农民财物所有权、自主经营权。在羊属于农民所有的前提下，政府有什么权力强令农民卖羊呢？再说了，《山西省封山禁牧办法》中明确规定：“封山禁牧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划定的林地、草地等区域进行封育并禁止放养牛、羊等人工饲养的草食动物的管护措施。”如果农民利用规划外的林地、草地进行放羊，何错之有？更何况从“卖羊令”来看，受到裹挟的不仅有山羊，还包括圈养的绵羊，这就更加背离了封山禁牧的初衷。

　　封山禁牧是好事，发展规模化养殖也是好事，为什么两件好事放到一起，就让县政府的“卖羊令”办成坏事了呢？实际上，封山禁牧与农民养羊并不冲突，根据蒲县地理条件，严格执行封山禁牧没有错，但农民自愿选择小规模散养，那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自然会有市场行情进行调节，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散养户自然会被市场淘汰出局。当然，政府也可以引导农民通过寄养、合作社等方式，逐渐引导散户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最终形成规模养殖。

　　像“卖羊令”这样明摆着侵犯农民权益的规定，早就不多见了。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有着一份明晰的职权清单。作为一个公共管理者，在既没有经过当地农民同意，又没有其他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就贸然出台“卖羊令”，让人觉得荒唐可笑，不合时宜。这种错误的施政理念是该到了彻底扭转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