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黑名单对那些需要经常乘飞机、坐高铁、或出境的人而言，犹如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会带来极大的工作、生活不便。这不，远在武汉的何先生在“玩儿消失”大半年之后，竟然主动找到高新法院，把140多万欠款还了。何先生告诉法官，他急于出国处理家务事，而自己被纳入失信名单后，出境签证被拒，迫使他选择还款。（7月1日《成都商报》）

　　自法院失信黑名单制度实施后，类似案例并不鲜见，多因老赖上了黑名单，出行或者消费受到限制，从而被迫履行法律义务，以便尽早从黑名单上除名。2014年召开的全国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现场会透露，自人民法院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已让20%的老赖主动履行责任。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法院会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使其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限制。当然对于像何某这样的普通人，最直接的惩戒是让其无法乘高铁、坐飞机和住宾馆，最终达到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程度。

　　不过反过来讲，依然还有八成老赖未能履行义务，说明制度的威力还不够，远未让失信人员感受到不适，“马照跑，舞照跳”的不受限，依然是包括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包括社会诚信体系不能有效建立的最大障碍。事实上，各个部门实行“黑名单”制度已有些时日，然而部门和地域樊篱并未打破，信息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其未能发挥兜底和基础性作用，失信惩戒的效果不彰，使得老赖们生活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舞照跳，马照跑，生活依旧滋润无比。

　　二成主动履行固然可喜，然而八成人无动于衷，面对“无所谓的大多数”而言，足以说明制度的威力还有待加强，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深究。事实上，在目前各自为战，而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诚信体系下，法院的版的失信黑名单，跟其他行政部门的黑名单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建立中国版的社会诚信体系，还远远未能达到预期。无论是地铁逃票纳入黑名单也好，还是就医插队纳入黑名单也好，若不能解决信息共享和实际效果问题，让“寸步难行”真正彰显出制度的威力，那么主动找法院“还钱”，依然无法成为大概率事件。

　　个人信用也好，社会诚信也罢，都无法成为无源之水，需要一定的基础要件和前提条件。只有当失信面临极为严重的后果，且无以逃脱制度的惩戒，才能让当事人心存畏惧并恪守底线。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平台，实现各个部门的信息共享，让分散化、部门化和碎片化的各种黑名单，实现系统化的统一。另一方面，则要密织一个多头参与的大网，尤其要解决“如何落实”的现实性缺陷，更重要的是应解决“诚信执行者的信用”，对相关部门未能落实而存在失信的行为，要有相应的惩戒和约束机制，通过问责让管理机构不敢失信。

　　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法院失信黑名单制度的单兵突进不足为喜，实现资源的整合才能让其威力发挥到极致。打破部门间樊篱，消解碎片化局限，最终过渡到第三方的评估和实施，以此开启中国版的信用体系建设，才能让“主动还钱”才能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