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第12批4件指导性案例，供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期也发布了第7批4件指导性案例，对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刑事判决、裁定和侦查活动的监督进行指导。这意味着，案例指导制度在“两高”均已步入了常态化轨道。与不少的司法改革举措相比，指导性案例不事张扬，却已深度融入司法生态，俨然成了中国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从中国的“指导性案例”中看到了英美法国家“判例”的影子。当然，这两种制度依附的法系都不相同，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是以制定法（法典）为主要的法律渊源，法官判案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此处的法律，只能是制定法，而非判例。“两高”都将这些精心挑选的典型案例命名为“指导性案例”，与“判例法”相区别的指向非常清晰。

　　从名称上我们也能看到，“两高”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对于各级法院、检察院而言，意在“指导”，也止于“指导”。尤其对于法院来说，所谓的“各级”法院，在法律上指的是“审级”的级。根据现行宪法，中国各级法院之间并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只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不能领导与被领导。这是因为，一旦“上级”法院可以领导“下级”法院，审级就失去了意义。当事人的上诉、检察机关的抗诉也将失去意义。但“两高”在指导性案例上的探索，是值得尊重和认可的。这些案例，多数本就来自基层司法机关，经过层层筛选、研判，到最后公开，它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

　　法制宣扬和违法预防，是指导性案例的另一重意义。中国制定法的传统决定了，法律总是偏向于原则，是一种“抽象正义”。而案例通过援引法律进入裁判空间，在个案上实现了“具体正义”。相比起法条的枯燥与乏味，公众更愿意接受鲜活的个案，也更容易在产生代入感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校正。

　　同时，指导性案例的披露，对于在审或未审的类似案件来说，也是一种监督。因为公众会自发地进行比较。若是相似案件的裁判结果差距太大，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又不能自圆其说，舆论监督的跟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媒体更为关注指导性案例在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促进“同案同判”上的作用。

　　指导性案例受到的最大质疑在于，它并不像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那样具有强制性。中国的制定法传统并不允许“法官造法”。但这并不表示指导性案例就没有探索的空间，或没有予以某种强制性的可能。“两高”虽不是立法机关，不能“造法”，但“两高”有权就法律适用进行“解释”。指导性案例也可视为“两高”对法律在适用中的最具体、最生动的解释。以司法解释强化指导性案例的强制力，显然更合乎中国的法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