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两条新闻，标题分别是：“乘客在温州机场坐头等舱摆渡车，300米收费398元”，“国务院扶贫办回应‘手机话费判定贫困生’：不全面”。前者说的是，一位坐经济舱的乘客，因为帮领导拿行李坐了头等舱摆渡车，结果300米左右的距离收费398元。后者说的是，江苏大学对月平均手机消费100-150元的学生降低贫困等级；对月平均消费超过150元的学生取消贫困生资格。记者就此询问扶贫办，官员回应“不能说不好，但不一定全面”。

　　最近，天价虾、天价鱼都成了热门新闻，如今来了个“天价服务”，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大概是很兴奋的。之前的天价鱼虾都在一个关键环节上模糊不清，那就是：是否涉嫌价格欺诈与强买强卖。如果单纯只是市场行为的“天价”，可以惊叹一声却无可厚非。但是，在300米路程收费398元的“天价服务”事件中，此关键环节却是清楚明白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了要收费，乘客同意了并且开具了发票，怎么还能叫被宰呢？

　　你放着大摆渡车不坐，为了帮坐头等舱的领导拿行李，非要跟着坐头等舱摆渡车，人家明确告知了你，你也缴钱开了发票，完全不涉及宰客啊。如果你觉得价格高，就应该当场拒绝，去坐属于自己的摆渡车。更何况，398元包括了贵宾室使用费，单纯突出300米收费398元也是不对的。头等舱和经济舱同样都是坐一趟飞机，价格相差那么多，你觉得这样收费不公平，可如果让你免费坐，头等舱的旅客岂不是更要喊不公平了？

　　这里面的关键点是契约精神。乘客没有被强买强卖，也没有遇到价格欺诈，交易完成后又抱怨被宰，这是不诚信的表现。如果这样的不诚信，都可以在保护弱者的名义下得到声援，那还谈什么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又哪来的市场经济？次次都拿天价来炒作，其实是在质疑企业的自主定价权，似乎凡事都要政府定价才合理，这是很愚蠢的计划经济思维。

　　同样，江苏大学通过手机话费大数据找出“装穷贫困生”，是个非常好的尝试。贫困生手机消费高，本身就不正常，江苏大学据此筛选，有其合理性。最重要的是，这种识别方法成本低廉，尽管“不全面”但是有效而且可操作。如果突出“全面性”，识别贫困生将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成本必然不菲——这笔钱本可以用来资助更多贫困生，而不是用于“全面”地识别贫困生。

　　那些一边接受资助一边乱花钱的贫困生，无论当初是否“装穷”，事实上都已经违反了契约，让资助贫困生变得低效而错配。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手机消费，并不是生活必要开支，你愿意如何分配你的生活费固然是你的自由，但资助者也有权拒绝那些在非必要开支上大笔花钱的学生。生活得像个“隐形富二代”却去申请贫困生补贴，本是不诚信的表现，江苏大学的做法何错之有？

　　“天价服务”也好，“手机话费判定贫困生”也罢，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都是因为我们以同情弱者的名义无视了契约精神。这种泛滥的同情，我们貌似无须支付任何代价，而殊不知，无视契约精神的后果，必然会由我们每个人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