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明年1月1日起，鼓励生育二孩的新计生法正式施行，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彻底告别施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从法律删减修改的细节来看，除取消晚婚晚育相关政策及福利、新增生育鼓励性政策外，对于外界此前关注的其他问题，相关条文也给予了一定的“回答”，如独生子女奖励政策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继续施行，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

　　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称，独生子女政策从此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政策层面来看，确实如此，但政策的调整，无法抹去既成事实的历史，一孩政策及三十多年间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一代，虽然的确可能成为公共舆论笔下的“仅有”的一代，但作为曾经一度长期施行的政策，其外延影响性未必马上消失。实际上，从全面放开二孩，到提倡二孩生育，拟制定更多鼓励性措施，不仅与生育政策变化相适应的配套性调整，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改变社会上认同的独子化生育观。

　　回顾放开二孩这一重大计生政策调整的过程，可以看到一条渐进的曲线。从十多年前，全国各省、市、区陆续实行“双独”夫妻二胎政策，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再到今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不断地“试水”并进一步调整，政策间的时间间隔也逐渐缩短。而每一步的调整都是基于社会“反馈”作出的及时变化。

　　特别在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的过渡上，单独二孩政策推出后，一方面申请家庭不及预期，而社会上一些不符合单独条件的家庭，表达了强烈的生育二孩意愿；另一方面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影响愈来愈剧烈。应当说，这些现实因素的累加共同促成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出台，反过来看，这样的调整也充分反映了政策制定的灵活性。

　　一项政策颁布实施，总是基于特定时期的形势、环境，但形势、环境不会一成不变，与之相应的，政策也要适当地改变。所谓决策的科学性，不单在于政策制定之时的审时度势拿捏恰当，还应包括对新形势的认知把握，与对过去政策的及时调整，唯其灵活，才能尽可能的保证和维持政策的科学性。

　　今天回过头来看刚刚结束的，三十多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必须承认，它在一定时期对中国人口数量的有效控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政策施行得越久，其影响面就不再只是执行政策，而可能作为一种规范和标准进入到人们的观念，与此同时，长期执行同一政策，也更有可能出现政策与现实不同程度的脱节的情况。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更多地其实是生育观的固化。从这个层面来说，本次计生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其他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同样具有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