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身份闻名的王勇平，11月27日正式退休。告别政坛之际，面对媒体，王勇平吐露新闻发言人任上的酸甜苦辣，引发社会关注。

　　人们熟悉王勇平，当然是因为2011年“7·23”动车事故后那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面对媒体的追问，王脱口而出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迅即被引为“金句”，遭到舆论猛烈抨击；其日后仕途偶遇波折，多少也与这场发布会带来的巨大“负效应”有关。但当王勇平重新忆起当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倒不再有太多纠结和痛楚；旁观者看其留下的背影，恐怕也不忍像当年那样口诛笔伐，反而会多一些理解和同情。

　　这份理解与同情，未必出于对一个退休老者的体谅，而是真正体会到一个新闻发言人本身的努力和无奈。毋宁说，王勇平一举成名的那一幕，恰恰成为重新认识新闻发言人制度内涵的一次开端。在无数次类似的新闻事件和公共危机之后，人们愈加感觉到，要靠一个发言人的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只是过于美好的幻想。

　　对于曾经不太习惯面对媒体的中国官员来说，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舶来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冲击。它要求政府在公共事件尤其是危机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向媒体打开窗口，建立发布、解释、沟通的渠道，从而实现危机处理和说服的目的。通常理解，媒体的背后是公众，政府对待媒体态度如何，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对待公众态度如何；而以一种开放、坦诚的态度面对媒体和公众，进而真正打造“开放政府”、“阳光政府”，则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共识。

　　显然，引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的，正是打造这样的“阳光政府”。然而，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引入10余年之后，这项制度本应承载的开放意义，却远未充分实现。据一位传播学者的观察，10多年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能并不是直线上行的。“制度效能下滑”的意思，便是很多时候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未完成其本来使命，反而因为在某些层面上的误用，走向截然相反的境地。不难发现，10多年来各地密集出现各种“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政府官员亦被反复培训灌输“媒介素养”，看上去发言人制度已然深入人心。但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表现，却未有太多长进，甚至还在倒退。原因很简单，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不是学几种“应对技巧”、背一些“应答金句”。其更多要求的是让政府适应公开、学会发言。但在实践中，促成政府“发言”的制度，却被异化成由发言人“代言”的制度。更多人依然在封闭旧习中我行我素，本来是政府“窗口”的发言人，无意中成了这种封闭姿态的“挡箭牌”。

　　对发言人而言，这种制度的异化，显然会带来难以承受之重。谁都知道，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制度系统，发言人只是其中的末梢。就观念而言，没有全系统齐心协力的公开意识，仅靠末梢的发言人“站台”，难逃公众的火眼金睛。就技术而言，政府信息公开和危机应对就更需要系统性的缜密配合，需要后端的信息沟通、口径支持。没有这些“技术支撑”，站在前台的发言人纵有再多能耐，怕都要捉襟见肘，甚至“死得很惨”。

　　而远如王勇平那场令他成名的发布会，近如天津港爆炸事故中多场饱受非议的发布会，核心问题都出在这种前后端的断裂上。换言之，发言人背后代表的系统，并没有成为公开的推手，反而成了公开的阻力。王勇平自称“没有替谁去背黑锅”。但谁都知道，当一个缺乏足够后台支援的新闻发言人仓促走到台前，他其实是替许多人背上了一个“十字架”。而当其背上这个“十字架”，最终将受损的，又何止其一个人的公信力。

　　如今王勇平“功成身退”，其远去的背影，留下的是未竟之问。公共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危机应对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在历经多次经验教训之后，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还会是下一个“王勇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