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制度解答和解决这些疑问，并将官员独董有效地置于制度的监管之下，人们才能对官员独董现象脱敏，认为这是人尽其才的市场现象

　　自2013年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掀起了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的“离职潮”。截至5月18日，人民网金融通过wind数据终端梳理，发现在市值排前100名的上市公司中，目前只有22位政府退休官员任独立董事（5月20日人民网）。

　　官员独董现象，目前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2011年，一项针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当时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担任不同职务的前任官员达到了1599人，其中近500人担任独立董事。与2011年的情形相比，如今官员独董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一些官员独董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独董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疑问和焦虑。

　　当然，现有法律并没有完全禁止离退休官员担任独董。现有法律对独董任职资格的规定是：独董不得持有任职公司1%以上股份，无亲属在该公司任职。只要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离退休官员就可以到企业担任独董。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如何有效制约离退休官员，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独立董事，而不是人们理解和担心的背后操作者？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对官员独董必然会习惯性质疑，认为官员独董的作用就是“权力花瓶”或“资源整合者”。这种怀疑对那些称职的官员独董来说，也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对于公众来说，更是一种无法排解的社会焦虑。

　　这种担忧需要更细致的制度来破解。其中，三个方面的细节需要界定清楚：首先，官员独董该不该拿高薪？《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指出，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那么，官员独董是否可以获得高薪？高薪让人敏感，也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其次，官员独董该不该有回避意识？除了时间上的3年限制之外，对官员担任独董是否应有强制性的地域、行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回避？所谓官员影响力有其辐射范围，对于官员独董必须尝试着梳理出其可能存在的影响范围，并要求回避这个范围。

　　第三，官员独董该不该更加公开透明？官员独董需要向组织备案，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则知之不多，若不是记者的梳理，他们未必知道官员独董现象。因此，应有更具体的信息公开制度，要求官员独董更透明地站立在公众面前，接受各方“检阅”。

　　官员独董不是一个新现象，对官员独董存在的问题必须作出回应，特别是制度性回应。只有通过制度解答和解决这些疑问，并将官员独董有效地置于制度的监管之下，人们才能对官员独董现象脱敏，认为这是人尽其才的市场现象，而不是所谓的“旋转门”“官商联姻”。即便如今官员独董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这些依然存在的问题也亟须通过完善制度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