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来说明理想和方向的重要，“人不能没有理想，合作不能缺少方向”。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系先贤王阳明所说。这句名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总结，也是当代人做人、做事的指导。我们都想在这个世界上做成有意义的事情或事业，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想要成就事业，首先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即与我们的立志有关。

　　王阳明被贬贵州，经“龙场悟道”后，创建了龙冈书院，聚徒讲学，并为求学者立下了著名学规——《教条示龙场诸生》。该学规共有四条，其中第一条便是“立志”。他告诫学生：“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在他看来，无论是圣贤豪杰，还是百工技艺，人人都有成就事业的可能，但是首先必须立志。

　　没有立志，我们就没有前进的目标。而一个没有前进目标的人，如何会有可成之事？无论你是要成就内在的人格，还是要成就外在的事业，首先要确立奋斗的目标。

　　王阳明认为，人是否可以成为圣贤，关键在于是否要立下成为圣贤的志向。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提出：“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随水漂流，任意奔驰，最终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很多人都知道，应该确定奋斗目标，但难能可贵的是确定一个既有高度，又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

　　魏源在谈到士君子追求的国家治理目标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他说：“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情势则必迂。”以魏源为代表的晚清士君子活跃于当时的军政界、学术界，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卓有成就，恰恰在于他们是一批既不俗、又不迂的真君子。他们的立志，无不是坚持将理想主义的情怀与现实主义的精神统一起来。

　　其次，没有立志，我们就没有奋斗的动力。我们想要做成事业，必须要有动力，而通过立志确立的目标，则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动力。为了激发士君子的奋斗动力，宋代士大夫提出了“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递进式奋斗目标，就是希望士君子在不断提升目标时而获得奋斗的动力。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在反省明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只讲成就圣贤人格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豪杰精神，才不会出现亡国亡天下的惨痛历史。所以，豪杰精神就成为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奔走呼喊的时代心声。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著名代表人物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都呼唤豪杰精神。王船山反省了明代灭亡的教训，认为士大夫必须要具备一种智勇双全、创造功业的豪杰精神。

　　同样讲圣贤人格追求，到了王船山这里，就必须要有经世能力，要有开拓世界的气魄，特别要能够创造社会功业。所以，明清时期一大批杰出的士大夫有一个很高的人格理想，即要求一种“圣贤—豪杰”型人格。如清代左宗棠，就是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的追求者。左宗棠在青年时代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不为名儒，即为名将”的志向。所以，左宗棠既“读书万卷，神交古人”，又留心经世之学。在17岁读到清初历史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后，他“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为他日后指挥湘军作战奠定知识、能力的基础。“不为名儒，即为名将”的“圣贤—豪杰”型人格立志，是左宗棠一生努力奋斗的动力。

　　其三，没有立志，就不能激发我们的潜能。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潜能，立志则可以使这些潜能激发出来，特别是人一旦立下了高远的志向，就更加能够激发自己的潜能，并可以转化为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力量。孔子一辈子内心深处的追求是“天下有道”，尽管历经种种磨难，甚至被很多人嘲笑，但是他从不停下追求目标的步伐。再谈一个湘军的例子。曾国藩也是读书期间就立志做一个“圣贤—豪杰”之人。湘军儒将虽是儒生出身，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在保卫家乡、维护孔教的志向激励下，这些儒生们显示出了敢于任事、毅然决断、顽强坚韧的军人气质，这是他们能够统领军队、奔赴疆场、浴血奋战并成为儒将的重要条件。曾国藩强调：“为圣贤者，亦各有自主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曾国藩成为一代儒将的代表，正是由于立下高远的志向，故而激发出了潜能，并转化为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