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是否要“东迁”通州？官方给媒体的答案仍然语焉不详。但今天（6月19日）来自京媒的消息显示，一场意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工作现场会刚刚召开，北京市长王安顺表示，北京将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分领域制定产业、市场、教育、医疗、行政事业单位等疏解方案和目标。

　　这似乎已经部分肯定了市政府搬迁的传闻。但更重要的信息则在于，在治理瓶颈面前，北京终于不再端着大而全的架子，开始将分解城市功能的概念推入操作层面。如果说，产业和市场的疏解之前已有着手，教育、医疗的分解和下沉对北京来讲则是一件更有割肉之痛的事情，长远看来，更是对在历史中形成的“北京角色”的深度解构。

　　反过来看，北京割肉疏解功能，也足见资源集中型城市治理的边界。这个边界已经迎面与北京相撞，更该给那些还沿着北京模式前行的二线城市以警醒。

　　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先发城市，北京是在经济、社会、文化上代表现代中国的城市，也是率先体验到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得失利弊的城市；是展示着公共决策、公共服务水平的地方，也是最先应对中国改革和转型中治理难题的地方。近二十年来，北京在社会治理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大气、拥堵和人口问题，没过多久就与中国二、三线城市陆续短兵相接；而北京的治理模式、发展策略，也正在被后发地区学习和借鉴。但很遗憾，后发城市更多的是在搬用北京的应急治理经验，却没有对即将遇到的北京式难题未雨绸缪。

　　比如，在拥堵和大气治理问题上，限购治堵、限号出行自北京始，随后传递到了很多知名城市，今年年初更是上演了一出城市间“闪电限购”的“接力”，对其合法性的争议至今仍未停止。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景观是，在天津、深圳闪电限购之后，太原、西安、郑州等城市几乎同时出现了限购传闻和购车恐慌。这其实表明，公众已经默认，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会毫无例外的沿袭到自己的城市，默认了政府在治理办法上的简单与单一。也可以说，已经明白了城市治理模式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在由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次第向下传递。

　　在过去几年中，光明网评论员曾多次表达，一个垄断资源的城市，无论如何限号出行、摇号购车，都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北京就是例子。二线城市学到了北京治堵的权宜之计，也更应该充分吸收北京的教训，适当分散医疗、教育资源，将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园区合理规划到更大的范围内，而非城市核心地带。如果不能承担这种资源下沉和分散可能带来的损失，那就只能用限购摇号这种办法，持续削夺城市市民的权益。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其他城市病。

　　不论此次北京市政府是否搬迁、又是否搬迁到通州，“北京市政府东迁”都已经成为一种舆论指代，既指北京市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分解城市功能的一系列举措，也意味着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正在发生转型，过度集中资源的惯性正在遭遇反制。往常能“灵敏”捕捉到北京限购限号政策的城市，这次是否也能get到“北京政府东迁”背后的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