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将至，关于“打孩子”的消息却不绝于耳。

　　5月13日上午，家住河北唐山丰南区铁匠庄的陶华丽，疑似精神突发异常，持铁棒殴打家中的一子一女，导致两人重伤。

　　5月9日，单亲母亲黄潇潇在杭州萧山劳务市场找工作受挫后，把吐食物的女儿推倒在地，任由孩子哭泣，受到围观群众指责后，她推开人群，一脚踩向女儿……

　　打人者都是生母，挨打者都是幼童，如此情景，令人心酸。

　　“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旧训还没彻底抛弃，“打孩子”又出现了新情况。过去，打孩子的大多是恨铁不成钢的父亲。比如《红楼梦》里贾政把宝玉绑在凳子上暴打一顿，家人无不觉得教训得对。而母亲基本充当缓冲带和孩子保护者的角色，动手打孩子的鲜有耳闻。但从最近一些虐打孩子的新闻看，母亲也开始加入“打孩子”行列。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在古代，母亲主要承担抚养责任，教育责任主要落在父亲身上，所以有“养不教，父之过”。但在现代社会，父母双亲普遍都在工作，对外共同承担着事业发展和养家糊口的压力，而对内抚养孩子的重担，连同教育孩子的责任，依然更多地落在母亲身上。现代母亲身上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尤其是二孩政策实施之后，一些母亲抚育孩子的担子更重了。加之分担家庭经济压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母亲常常感到孤军奋战甚至不堪重负，容易出现情绪失控。社会日益核心家庭化、离婚率上升、单亲妈妈带孩子增多等现代社会的种种新问题，直接或间接地与母亲“虐打孩子”相关。比如黄潇潇就是年轻的单亲妈妈，虽然深爱孩子，但也被极度困窘逼得情绪失控，出现当街脚踩孩子的一幕。这辛酸的一幕，更是对社会的警醒。

　　“打”的教育虽有传统，但即使在古代，“虐打孩子”也有违人伦，于理不容。中国古人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即便是父母也没有权力毁伤孩子的身体。孔子有“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说法，他认为，对“虐打”说“不”也是为了免于陷父母于不义。

　　问题在于，当孩子还不能自己逃走以规避危险的时候，谁来阻止双亲“虐打孩子”？

　　一是家庭成员。事实证明，如果家有一老，对幼童的安全是有保护力的。陶华丽若不是和母亲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无论是二孩政策放开后更离不开老人，还是老龄化加剧了老人需要照顾的程度，兼有老中青少的非核心家庭事实上更具有稳定性，也更有家的感觉。二是社区朋友圈。现代城市失去了乡村邻里的基础，但是重构社区生态，促进居民交流与社区和谐，依然可以对核心家庭的某些不足进行弥补或纠偏。在这方面，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需要发挥小环境应有的生态修复作用。三是法律的制约与社会的宣传、救助。对于“虐打儿童”事件，要依法坚决处理，该教育的进行教育，该取消抚养权的，要有足够的底气“接过来”。对于黄潇潇这样的困难家庭，相关机构要事先给予关心和温暖。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不可能回到过去聚族而居，合全族之力进行子弟族众教育的时代。但在可行的条件下，尽可能借助家族亲情的余力，从根本上依靠社会自治力量的进步和国家相关民生制度的完善，依靠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的素质提升，“虐打孩子”一定可以得到遏制乃至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