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外来文化的参照，我们很难看清自身。中外交流不断深入的历史，可从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但二者有所不同，文字记录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而考古发现多与日常生活相关，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风貌。
　　汉唐时期，一代代使者穿梭于沙漠、戈壁通道之上。在这些交往当中，主要是用骆驼和马来运送物资，在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千姿百态的骆驼，甚至从汉唐骆驼形象变化的轨迹，就可以看出对外交往的不断深入。
　　汉代的骆驼，无论是在画像石、画像砖上，还是在出土的一些陶塑的实物上，做得都比较简单，或者说草率，甚至和骆驼本身的形象有些差异。到南北朝时期就不一样了，骆驼逐渐制作得很精美。除此之外，特别突出驼背上带着的货物，比如上面有驮袋，甚至有帐篷，还有商旅们平时生活的一些用品。到唐代情况就更不一样了，不光骆驼有了各种各样的形态，除了运送的货物以外，还有一些人物和骆驼结合在一起。有的骆驼所驮的东西，明确标示出整卷整捆的丝绸，这正是“丝绸之路”的象征。
　　唐朝人对人物的刻画很准确，深目高鼻，满脸浓密的络腮胡，或秃头顶，或卷发，身穿翻领长袍，足蹬高靴，戴各种胡帽。高超的艺术家们对各国来的客人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塑造出各种各样生动的容颜。
　　我们在西安发现的唐代的墓葬壁画中也有这样的内容。比如唐章怀太子墓的《客使图》，画面中一共有6个人，前面3个人的服装、打扮都是一样的，这是唐朝的外交官。当时唐朝有专门的机构叫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团。后面3个人的服装、面目、打扮不像是中国人，这幅图描绘的就是外国使团来到中国的情景。
　　当时，对“丝绸之路”是非常重视的，不仅是政府推广，普通老百姓也关注这件事情。当时的长安如同一个国际性的大商场，举行着永不谢幕的“国际博览会”。如果说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主要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到唐代则变成了包容开放的一种精神，也变成了国家的治国方略。人们在不断交往中解决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并在这种交流中寻找自身的前进方向。
　　唐代画的骆驼上面挂着很多器物，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反映。这些器物和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提梁子这种壶是扁的，还有带把儿的壶也是扁的，这些壶本身适合于游牧民族使用，马上生活的人经常携带这些东西，如果是圆的放到马背上和驼背上显然不方便。
　　贸易交往的同时也有艺术的交流。我们在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胡腾舞黄釉扁壶上可以看到胡旋舞或是胡腾舞。一个人在那跳舞，旁边还有一个小乐队，这种舞蹈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很流行，特别到唐代非常流行，这是中亚传入到中国的一种舞蹈。我们在敦煌壁画里面可以看到，女性的胡旋舞在一块很小的地毯上快速地旋转，男性就腾踏，所以又叫胡腾舞。这种图像在中国发现了很多，在唐代墓葬的石棺、石门上也可以看到一个男性在跳胡腾舞，另外一些器物上有胡旋舞的形象。白居易的“左转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写的就是这种舞。
　　“丝绸之路”大体有三条主干线。北边沿着绿色草原有“草原丝绸之路”；沿着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和绿洲的地方被称为“沙漠丝绸之路”或是“绿洲丝绸之路”；还有一个沿着中国东南沿海的“南海丝绸之路”。
　　在这三条路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外来的东西。中国发现的外来文物至少具备五个特点：第一，有准确的出土地点。第二，根据科学发掘获得。任何一个文物，如果是经过考古科学发掘出土的，它的学术价值远远高于传世品，其中很重要的是它有准确的出土地点。第三，器物的制作年代下限明确（有墓志伴出）。中国古人到汉代以后开始流行墓志，墓志上记载这个人的生平，他的生卒年和埋葬的时间。所以这个墓葬里面的随葬品不会晚于墓葬下葬的年代。第四，同其他器物有组合关系。器物的出土不是孤立的，它和其他的东西一起作为一种组合。第五，器物保存完好。墓葬里面出土的东西，或者窖藏、遗址里面出土的东西有很多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十分重要，对于利用这些器物研究他国当时文化也很重要。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还可以从很多细节回望这些诗歌所描绘的历史。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