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的一天，我母亲坐着一辆木轮车，从热河去围场。赶车的是个老大爷，受命来迎接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想不到坐在他车上的，却是个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那时我母亲面色白净，目光温润，娇小的身体裹在一件腰身大口袋也大的黄色大衣里，头上戴着一顶旧棉帽子，两只护耳翘了起来，像鸟儿飞翔时展开的一对翅膀；尤其，她还带着队伍上相当一级军官才有资格佩戴的那种盒子炮，枪把上系着的红绸，像一团燃烧的霞光。赶车老人猜不出我母亲的年纪，但他怎么看我母亲怎么不像一个当官的人。车刚上路，老人好奇地逗我母亲说，这位大姐，鬼子和汉奸都打跑了，你去围场打什么呢？母亲扑哧一笑，说：“我打国民党。”

　　母亲那年37岁，化名黄代芳去围场做群众工作，但此时她已经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17岁在长沙读书时开始从事地下斗争，18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20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26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28岁，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工作和学习。当她1943年历经千辛万苦，从西伯利亚经新疆回到延安，她日夜思念的孩子却杳无音信。当时，人们担心她受不了这种打击，说不定会精神崩溃，会疯掉。但她不仅没有精神崩溃，而且更像一名战士站在了战斗队伍中。面对人们投来异样的目光，她淡然一笑，因为她心里最清楚，她是来革命的，而不是为了别的。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她想，从湘西到陕北，从中国到苏联，再从苏联回国，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那么多的好同志牺牲了，我这条命，从此彻底交给这场即将到来的祖国的解放战争。

　　母亲通过中共热河组织部主动要求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的事件。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的，许多伤病员莫名其妙地死亡，使人怀疑医院里存在暗藏的敌人。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有些重伤员送进去得不到有效治疗，只能眼睁睁死去。

　　从医院回分区组织部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她意识到，医院出现的问题原因在于形势发展得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工作。但是，当她决定亲自扎下去时，组织部领导为难了，说首长啊，你是经历过长征的人，又是……实话对你说吧，现在分区的管辖范围，只有围场缺个县委副书记，可那儿太荒凉，太艰苦，职务又偏低，谁忍心让你去呢？还是等等吧。母亲说，还等什么？我也不计较职务高低。既然围场需要人，我就去围场。

　　当时抗战结束刚8个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开始陷入僵局，两党两军必有一战已成为共识。像母亲这样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已经预感到战争即将到来，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像一支箭那样把自己搭在了弦上。

　　县委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当母亲到达围场县城克勒沟时，县长张静之和比她早几天调来的县委书记王克东，正带着县支队在乡村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做好打仗的准备。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我党正在东北采取寸土必争的策略，每天都有干部从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经围场向东北开拔，需要县委派人护送。县委书记和县长见到母亲，喜出望外，说，黄大姐，你长期在延安八路军政治部和军政大学工作，各地的干部都认识，护送干部过境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吧。

　　母亲自然不会推辞，在她到达围场的当天，便骑上一匹叫“赛围场”的白马，开始去迎送过往干部。

　　骑白马，挎双枪，当我37岁依然年轻漂亮的母亲，在当年皇帝围猎的土地上，把党的一批批干部不知疲倦地送往东北时，她骑在马上的那副飒爽英姿，从此便像故事传说那样留在了围场人民和她的后辈们心里。几十年后说起这段岁月，她神采奕奕，依然沉浸在对当年战斗生活的痴迷中。母亲说，那些日子她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但她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活得特别充实。每当红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她在洒满金辉的原野上策马前行，风吹动着她齐耳的短发和手枪把上的红绸，就像一团火奔向太阳。

　　母亲少女时代在省城长沙兑泽中学读书时，幽静多思，文采飞扬，向往未来做一名中小学教师，或当个作家。长征后到了莫斯科，读了大量高尔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苏俄作家的作品，曾萌发用自己的笔抒写战斗历程的美好愿望。但因为经历过太多苦难，有太多的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这使她变得沉默寡言。到了围场，这种充满激情的战斗生活让她精神焕发，变得像过去那样年轻、快乐，那样渴望经受暴风雨的洗礼。

　　经母亲护送的那些干部，有宋任穷、黄火青、段苏枚，还有长征期间和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工作学习时的老战友、老朋友，她上抗日军政大学时的同学和当军政大学老师后的学生。她晚年回忆说，接来和送走这些干部，每次都像亲人重逢和道别，既高兴又依依不舍。把他们安顿在克勒沟县委简易招待所住下后，众人围着噼噼啪啪烧红的炭火，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然后又迎着黎明的曙光，打马上路。想到他们去东北，是同国民党争夺长春和沈阳那样的大城市，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母亲的心里敞亮极了，就像一座房子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解放后，在某个会议上或某种场合见面，这些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会远远地走过来，向她致意并表达感激之情。

　　不久，东北的许多城市被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国共两党大决战宣告开始。大战将至，县委紧急发动群众抢收秋粮，坚壁清野，防止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和糟蹋；着力整顿县支队和区小队，完善各地武装力量。农历十月的一天，黄火青同志北撤再过围场，正在孟奎区开展工作的母亲接到县委的电话，回县里向这位同时期去苏联的老上级汇报工作。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母亲才离开半天的区公所被一伙国民党匪徒包围，除少数几个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了。第二天母亲飞马赶回孟奎，看见头天还跟她说说笑笑的队员们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屋子里，墙上溅满鲜血，痛心疾首，泪水潸然而下。

　　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军石觉的部队占领隆化，开始向邻县围场逼近，围场孤悬于敌人的铁蹄下。县委迅速组织力量转移财物和粮食，接着分东、西、中三路 ，由县委书记、县长和我母亲分头领衔，带领群众向内蒙方向撤退。

　　母亲坐镇的中路，集中了以新拨区为主的数千名老百姓，逶迤而行的队伍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母亲骑着马在队伍的前后奔跑，嗓子喊哑了，身子被行走在山路上的马颠得快要散架了。在这危难之时，她尽力保护老百姓们，与他们同甘共苦。

　　走了一阵，母亲的心里一惊：区委书记赵友怎么不见了？不行，得把他找回来！这么想着，她掉转马头，急忙往回寻找。没跑出去多远，母亲站在高处，清楚地看见敌人从几里外追上来了，黄黄的一片像溃堤时涌来的洪水。敌人的马队把撤退的队伍拦腰截断了，在敌人迅速展开的包围圈里，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样旋转起来。母亲心如刀绞，只能护送剩下的群众继续北撤。

　　两天后，三路撤退大军在内蒙经朋会合。清点队伍，县委和区委干部只撤出来70多人，失散的群众不计其数。当县委书记王克东、县长张静之和母亲的手重新握在一起的时候，生存的严峻和斗争的艰难已残酷地摆在他们面前。

　　新拨区区委书记赵友临阵脱逃，母亲在撤退中派人把他追回来后，他的贪污等问题也便完全暴露了。赵友人赃俱在，该如何处置？县委书记和县长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没有什么好说的，按军法处置，枪毙！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环境如此险恶，没有铁的纪律，剩下来的人谁能保证不会逃跑，不会叛变投敌？县委书记和县长完全赞同母亲的意见。

　　从收复县府大院，到剩下几十个干部撤退到外地，必须重振旗鼓，卷土重来，这个转变太突兀了！县委当即做出决定：以分区部队作依靠，集中县机关干部和县区武装力量，由3位主要领导带队，伺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昼伏夜出，风吹雨打，大路不走走小路，整天躲躲藏藏，这就是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此后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有什么吃什么；夜晚居无定所，碰见茅屋睡茅屋，遇上猪圈睡猪圈；有时干脆不睡，几个人背靠背地在星空下坐到天亮；子弹任何时候都上膛，与敌人遭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对于游击队的这种生活，母亲太熟悉了，可以说驾轻就熟。连那些年轻队员都感到奇怪，说黄书记，你一个老大姐，过过有钱人家的好日子，见过外国的大世面，怎么能吃这种苦？母亲说，这算什么苦？长征的时候我背着枪，背着孩子，爬雪山过草地，比这苦多了。人都是逼出来的，多大的苦熬一熬就过去了。

　　寒冬来了，旷野大雪纷飞，口外的寒冷令人谈虎色变。母亲后来回忆说，在围场打游击的那些日子，什么苦与天冷比起来，都算不得苦了。他们出去执行任务，风餐露宿，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风不是吹过来的，而是像刀那样飞过来，砍过来。即使躲在日伪时期围民并屯留下的废弃茅屋里，大家也得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夜晚伏击，必须相互提醒不打盹，否则一觉睡过去，人就被冻僵了，再也醒不过来。走在路上，枪不能用手拿，只能像搂孩子那样搂在怀里；用手拿着枪，枪很快就与手冻在一起，想要掰开，得生生撕下一张皮来。

　　后来，县委跟着分区部队向南挺进，到达邻县隆化一个叫小庙子的地方。分区政委谢明要围场的干部留下来，返回围场打游击。母亲马上站出来说，我不同意！围场暂时回不去。然后列举了三条理由：首先，围场现在由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部队重兵把守，把他们几十个人，几十条破破烂烂的枪留下来打游击，等于白白送死；其次，围场被日伪统治14年，他们才接管几个月，群众基础薄弱，让他们留下来，根本站不住脚；第三，当地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没有藏身之地，不像南方，村子里待不住可以上山，敌人不把他们打死，也会被活活冻死。

　　分区政委和司令员觉得我母亲说得在理，同意把围场和隆化两个县的地方干部和武装力量一起带上。几天后，安全撤到了平北老革命根据地喜峰岔村。

　　上级通知他们先在这里休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听说我母亲来了，住在村里的冀热察辽军区刘道生司令员特地过来看望她。刘司令员握着母亲的手，叫着她真实的名字，高兴地说：“蹇先任同志，你们坚持把县里的干部带出来，做得非常对。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啊！如果把他们留在县里，以他们那么微弱的力量去与敌人的大部队对抗，最终一个个牺牲了，将来我们解放围场，连个向导都找不到了，这就惨了。执行中央的精神应该机动灵活嘛，不能生搬硬套。”

　　话说回来，母亲他们率领县委和县中队离开围场，实属无奈之举。几十年后她不无自责地对我说，当他们上路的时候，看见围场笼罩在一片沉沉的夜色之中，她心里就像刀割那么难受，好像又丢了一个孩子。她当时想，不，这不算完，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围场去。

　　57年后的2004年7月，孤独的母亲以96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她的积蓄全部捐给围场，希望在当年的围场县城克勒沟为孩子们盖一所像样的学校，并把她当年在围场打游击时保存下来的器物和解放后陆续购买的书籍全部捐给这所学校。

　　我能告慰母亲的是，她对围场的遗愿，几年前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