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左传·昭公二十年》里齐国名相晏婴论“和”与“同”的这段话，以正反对举的方式，讲了“和”重于“同”的道理。习近平主席引用这段话，生动而深刻地表明处理国际关系以及对待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往，应持有的“和而不同”的态度和基本原则。

　　晏婴所论之“和”，在先秦时期可以写作“盉、龢”，这两种写法恰好分别对应着五味调和与声音相和。当宰夫烹鱼时，只有“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才能做成美味。“齐”是“益”的意思，“洩”是“减”的意思，用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话说，就是“齐之者，使酸咸适中，济益其味；不足者，泄减其味大过者”，此之为“和”。音乐之“和”也大体如此。晏子又以此喻指君臣关系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他的意思是说，君认为可行的事情而其中有不可行的因素，臣可以劝阻其不可行的因素，来使其可行的事情更加完备。反之亦然。如此，政事才会平允，老百姓才会没有争斗之心。所以《国语·周语》中说：“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尚书·尧典》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因此，对“和”的描摹与向往，是中华传统文化里很早就有的一种深沉的精神追求。

　　晏婴所论之“同”，主要是针对当时齐国嬖臣梁丘据对齐景公的讨好奉承而言。根据《左传》的记载，梁丘据侍奉齐景公，国君说行的，他就说行；国君说不行的，他就说不行，即“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当景公问晏婴这是不是“和”时，晏婴断然地说这是“同”不是“和”，然后就举了那两个例子。

　　显然，晏婴在这里对“同”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同”字在先秦文献中最初并非贬义。《说文》曰：“同，合会也。”《尚书》有“九州攸同”“四海会同”等内容。春秋时期诸侯经常有“会同”，《周礼·春官·大宗伯》：“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殷”是“众”的意思，在这里，我们也看不出多少挞伐。而且，如果我们仅将“同”作贬义解，后来人们所谓求同存异及儒家所提出的“大同社会”就不好理解。那么，晏婴何以有贬义之说？

　　又据先秦文献，“同”字多有出现，如《尚书·盘庚》：“暨予一人猷同心。”《鲁颂·閟宫》云“淮夷来同”，等等。大致在商、西周时期，“同”字一般含有顺从、一致的意思，即对某种权威或中心的宾服。那么，很好理解，如果这个权威或中心有德爱民，众望所归，那么“同”就往往被理解为褒义，如果这个权威或中心并非人心所向，与之相“同”当然就是贬义。梁丘据对齐景公阿谀奉承、一味顺从，体现的就是后者。晏婴用“同”之贬义来批评他们，顺理成章。《左传》还记载：有一次，齐景公患上疟疾，久治不愈，梁丘据就对景公说：“您侍奉鬼神比先君都好，但病仍不见好转，一定是祝、史的罪过，请‘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对此，晏婴从民生的角度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祝、史无过，即使有过，其根源也不在祝、史，而在于国君是否有德。一个是讨好国君、极尽奉承，一个是据德论福、直言劝谏，显然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大有不同。

　　晏婴赞美“和”而贬抑“同”的道理，可以在孔子所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话中，进一步得到印证。三国时期学者何晏释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

　　晏婴讲“和”与“同”的关系，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含义。其一，各种事物或因素的差别，是“和”的前提，但差别不是对立，而是能够做到求同存异、殊途而同归，实现共赢。其二，在处理人际关系或国际关系时，判断是非的标准必须是天命人心，而不是嗜好私欲。其三，从更为宏观的层次看，“和”与“同”具有某种统一性。《郭店楚简·五行》：“和则同，同则善。”《礼记·孔子闲居》曰：“无体之礼，上下和同。”前述《礼运》篇提到的“大同社会”，便是这种“和”的状态不断发展与演变的结果。由此可见，晏婴虽仅就君臣关系论及“和”与“同”，但他所表明的崇德义、尚和谐、重民生的理念，可谓意味深长、影响深远。

　　（作者系中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