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刚刚记事的时候，就不断听说红军长征的故事，上了小学和初中后，又学习了亲身经历长征的陆定一老先生写的《金色的鱼钩》和《老山界》等课文，由此知道了长征的惨烈和伟大。但真正泛起体验根据地并重走长征路的念头，还是缘起于一个外国作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断讲述“根据地”和“长征”的概念。在保守氛围越发浓厚的日本，为了维护和平而在自己的小说里不断与时俱进地演绎根据地，试图将深山老林中那块根据地构建为绝不对邪恶势力妥协的大义之地，构建为维护人类良知的乌托邦。这个外国作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大江健三郎先生。

　　大江先生出生于日本四国地区一个被群山和森林围拥着的小山村。在日本近代史上，那一带也是农民暴动频发的地区。据地方志的不完全统计，在明治维新前后以及此前的一百三十年（1741—1871）间，那一带共发生二十场暴动，其中名为“奥福骚动”的暴动，就起源于大江家所在的大濑村。大濑是个不大的山村，山民彪悍而民风朴素，在感受到种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歧视和欺辱后，有个叫福三郎的山民集合民众讨要公道，最终形成有一万多民众参加的暴动。以这场暴动为中心的诸多暴动经过口耳相传，在引发孩童时代的大江极大兴趣的同时，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与其被欺辱压榨而死，不如奋起揭竿！

　　这些官逼民反的史实后来成为大江终生的文学母题，在其诸多小说中不断变形为危机四伏的艰难长征、极为艰苦地创建根据地、武装起来与前来镇压的“大日本皇军”进行惨烈的战斗，成为日本文学中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

　　其实，大江先生第一次听说根据地，是在日本战败之后不久的一天。那天，两个从中国战场被遣返回国的退伍老兵在大江家帮助修葺房屋，休息期间便在未铺地板的小屋里面对面地席地而坐，一面喝着清酒一面聊起在中国战场的经历。从他们的谈话中，少年大江第一次听说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杀光、烧光和抢光等各种战争罪行，还第一次听说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当时，其中一个退伍老兵心有余悸地说，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水之情、非常亲密，日军尚未到达根据地，老百姓却早已向八路军通风报信，使得日军在进攻根据地时每每陷入八路军的埋伏，从而损兵折将、狼狈而归……一旁听到这一切的少年大江在得知侵华日军的战争罪行的同时，更是在思考，假如村子这一带的暴动山民也像八路军那样建立根据地的话，现在的日本会是怎样的状态呢？日本的历史是否会因此而被改写？

　　带着这样的困惑，高中毕业后的大江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之后，在这所民主氛围浓郁的大学里反复研读了《毛泽东选集》，借助第一卷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了解了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如何将一些偏远地区从白区割据开来进而建设为红色根据地的过程，尤其是其中“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等表述，更是成为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中的山民们用以抗击“大日本皇军”的重要手段，在“赫赫武功的五十日战争”这一章中，为了惩罚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小山村，政府派遣了一支曾历次镇压农民暴动的部队前来攻打，村民们却在梦境中接受业已去世的“破坏人”的指导，炸掉事先筑起的堤坝，用奔腾而下的洪水将一个中队的“皇军”全部淹死。于是，政府又派遣第二支部队前来攻打，村里人便全部疏散到深山老林里去，并在森林里预先储存粮食，建立伤兵医院和兵工厂，同时断绝敌人的水源，袭击敌方的后勤供给队，用武装起来的游击队以“麻雀战”等战法，与“无名大尉”指挥的“大日本皇军”周旋，巧妙地利用险峻地形和预设工事展开游击战，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给“皇军”造成了重大打击……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个文本的结构中发现，作者在构建位于边缘的森林中的这个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模式为参照系，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建立根据地并通过游击战反击政府军围剿、发展生产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等事迹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在思索中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试图从中探索出一条由此通往更具普遍意义的、名为“根据地”的乌托邦之路。

　　对大江健三郎的《两百年的孩子》使用电脑检索的方法，可以在这部小说里发现含有“根城”和“根据地”字样的表述各二十处，共有四十处。这里所说的“根城”，在日语中主要有两个语义，其一为主将所在城池或城堡；其二则是暴动民众的据守之地或为盗贼的巢穴。“据以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特指我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可见，在大江的文学词典里，这个单词显然源于中国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赖以维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根据地。

　　这部小说于2003年发表之后，大江先生并未停止其在探索根据地之路上的长征。由于日本保守势力在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上越发变本加厉，复活国家主义的企图也随之显而易见，来之不易的战后民主主义和战后数十年间的和平生活亦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对此深感不安的大江先生在《别了，我的书！》《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和《水死》以及《晚年样式集》等长篇小说六部曲里继续着自己对根据地的思考。

　　2009年10月上旬，在《水死》最终版校样交稿前几天，大江先生在台北的一次讲演中清晰地表示：“日本战败、在被占领两年后，我成为一名热情支持民主主义宪法的年轻人，站在与主张绝对天皇制的超国家主义截然相反的另一端。现在，我是由全国近八千个市民团体组成的宪法‘九条会’的一员，坚持和平宪法中的反战、非武装思想。”基于这种思想和时代精神，“自不待言，我的小说描绘的大多是共同拥有战后民主主义这一‘时代精神’的日本青年。”为抗衡保守主义，为使日本不再走上侵略战争的毁灭之路，大江先生在小说里的边缘之地构建根据地的长征当然十分曲折甚或极为艰难，一如红军所经历的长征一般。也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