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应邀写下《岳阳楼记》，距今九百七十年。本月中旬，《十月》杂志社邀约数十位诗人在岳阳楼下参与群诵《岳阳楼记》，以纪念其问世九百七十年，并就“历史资源与当代新诗写作”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众声喧哗里，对《岳阳楼记》的重新体味与肯定，却是一致的声音。

　　《岳阳楼记》之前，岳阳楼上的诗文已然不少，唐人之诗尤盛。最著名的，有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还有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和贾至的《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也至为精彩。诗歌史中堪称巅峰的唐代，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众多大诗人，都曾写下“岳阳楼”诗。

　　但最后，《岳阳楼记》这篇宋人的文章，却力压一众唐人诗歌，成了这座名楼塔顶的那颗明珠。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这篇文章真正赋予了岳阳楼一种精神。从此，岳阳楼与胸怀天下的忧乐精神不可分割、融为一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这座楼有了足以抗拒时间侵蚀的巨大魅力。从此，岳阳楼的诗中，忧乐之情常有。

　　当然，这只能说明文章里有精神是多么重要。但它为什么重要呢？离岳阳楼不远、属于洞庭湖水系的汨罗江或许可以给一种答案。前人有观点认为，屈原所在的楚国没能统一中国，但以他的创作为代表的楚辞，却“统一”了中国，不仅在文体上，更在精神上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汨罗江畔的屈子祠里，有董必武所撰联“旨远辞高，同风雅并体；行廉志洁，与日月齐光”，或许正可以用来为这种精神点睛。

　　文章之不朽，大概多要仰赖于这精神吧。从“哀民生之多艰”的《离骚》，到先忧后乐的《岳阳楼记》，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