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名将李广，从命于汉文、景、武帝3个朝代，在沙场出生入死、征战了半个多世纪，却始终位不过九卿，俸不过2000石，最后自刎于疆场。这位“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热血男儿，以如此悲怆的方式谢幕，千百年来一直令许多人唏嘘感叹。对此，唐代诗人王勃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鸣不平说，“李广难封”不是因为战功不够，而是由于“时运不齐（济）”。

　　然而，当你站在历史的峰巅上俯瞰这段传奇故事，仔细研究李广出生入死的征战经历，就会发现王勃所说的“命不好”，只是从情感线上对一个好人、一个勇士、一个英雄的悲惨结局所发出的无奈感慨。而当你跳出“好人终将有好报”的思维，去客观分析李广的刀光剑影，用时代发展的眼光，去客观评判李广的啸啸马鸣，就会感到李广的难封，其实该怨他思想上的保守落后、行为上的不思变革。

　　复制昨天的经验，就会导致明天的失败。发展的时代，需要发展的思维，否则只能成为历史的灰尘，一吹而散。纵观李广驰骋沙场的时代，正是汉帝国从弱到强的大变革时期。汉武帝为改变年年进贡、岁岁称臣的局面，彻底消除匈奴隐患，一改文、景两帝忍气吞声消极防御的做法，通过废除车兵发展骑兵、变阵地防御为机动作战等一系列的军事变革，对匈奴发出了全面战争。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李广的悲剧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换“装备”更要换“脑筋”的朴素道理。虽然李广有汉文帝“万户侯岂足道哉”的高度褒奖，有在汉景帝吴楚“七国之乱”夺取叛军帅旗的赫赫战功，更有“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的骁勇，但那只是积极防御时代背景下“过去式”的辉煌。而他恰恰被这种“光环”迷住了双眼，错失了汉武帝给他以身报国、建功立业的一次次机会。比如，李广在对匈奴的进攻作战中，还沿用汉文帝、景帝时的防御方法，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扎营，忘记了他的对手是匈奴。据统计，在马邑之围、漠北战役等多次出征中，李广要么被俘，要么迷失道路，要么损兵折将乃至全军覆没，没有给汉武帝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反思李广的“时运不济”，其实是一种没有被一连串的失败唤醒的迂腐。他甚至在自己的仕途即将走到穷途末路时，还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去找“大师”算命。

　　拿到时代的钥匙，才能打开制胜的密码。战争的丛林法则，总是垂青于那些引领时代的弄潮儿。就像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一样，代表保守落后的一切总会被拍到沙滩上。

　　毛泽东曾说：“战争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的问题。”李广的宿命，其实就是没有立足当时的时代背景，认真研究战争规律，没有拿到时代的钥匙。不可否认，李广的确勇猛，但那都是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勇猛。“李广救中贵人”一事，后人常常称赞李广的逃生之智，却不知身为一军之将，为了替一个太监出气，竟逞匹夫之勇，不跟别人打招呼，就离开大军数十里，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倘若敌军突然来犯，军中无将，士兵们怎么办？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那句“大军不知广所之”，恐怕也带有谴责的意思吧。元光六年李广被俘的那一战中，也是因为逞匹夫之勇而被匈奴俘获，最后虽然逃脱了敌手并为世人留下了“飞将军”的美名，但实在有愧于为将之实。

　　而与李广形成鲜明对比的卫青、霍去病却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辉煌成就。他们之所以成为时代的宠儿，很重要的是因为拿到了时代的钥匙，找到了制胜的密码，把握了战争形态演变的精髓，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改革是一场大考，首先要过的一道关是“观念关”。李广难封就是因为没有突破思想的壁垒，以致沦为时代的牺牲品。古今中外类似的教训比比皆是，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是屡见不鲜。比如，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强军的改革，但只注重装备的更新，而忽略了编制体制、思想观念的更新，结果当时亚洲的最大舰队、北洋水师也难逃葬送海底的厄运。辛亥革命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没有剪掉心里的“辫子”，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上演张勋复辟、袁世凯窃国等一出出闹剧。

　　马克思曾经告诫，“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程中，新旧观念的“拉锯战”不可避免，旧体制下形成的习惯思维、陈旧观念，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顽强表现出来。深刻吸取“李广难封”的教训，就要通过观念“破冰”实现改革“突围”，主动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