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妹暌违3年再次于台湾跨年，不但担任台北场的压轴嘉宾，还在当天带来20多首歌曲，仿佛是个人演唱会般，从晚上12点倒数完后接着开唱，一连演出十余首歌曲，一直和现场观众玩到凌晨1点20分。据媒体报道，当天她表演时段的分贝检测有4次超标，音量最高一度达到91.3分贝，最后遭开罚12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4万。而粉丝为此抱不平，认为跨年就是要High，不该做如此限制。

　　跨年之夜，自费搭建舞台开个唱，与现场观众一起联欢，张惠妹为了“与粉丝同乐”，可以说是颇费心思，其行为也“满满有爱”而极具公益元素。然而仅仅因为其表演时分贝超标就被开列罚单，让欢庆的氛围有了一点不和谐的音符，相关部门如此“不解风情”，在很多人看来，此举似乎少了一点执法的人性化。

　　然而对于这样的处理，无论是被罚者，还是普通公众，不但没有矫情式的责怪，反倒是颇习以为常。开演唱会狂欢是一回事，而噪声扰民被罚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看似冲突却在此时和谐共振。既然有规矩，就必须按规矩办，否则一切就可能乱套。法不外乎人情，不是说人情可以替代法，而是只有在法内去讲求人情，而不可僭越或者践踏法律，否则又何来的法律尊严，又何来的法治社会。

　　所谓的法治，简单一点说是“以法律为准绳”，法律规定和限制了的事，无论涉及谁，无论其行为的环境有多特殊，该受到处罚的就必须处罚。比如出租车为了救人而违法，除非法律有“例外条款”，那么可以先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然后再根据其提出的申请按程序给予救济，而不能以“救人可以原谅”而忽略了最基础的一步。正是法律的这种“无情性”，才使得其有了刚性的威慑力，也才有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可靠性。

　　否则，随便一个客观理由就可以法外开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任人把玩的橡皮泥”，变得弹性十足而毫无规律；如果没有了“违法必究”的后果倒逼，自然也就无以树立“有法必依”的法律意识。时下，国内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法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弹性过大，可操作的空间太大，社会缺乏对法律的敬仰。比如法律明明规定应当重罚的，却因为有人打招呼、说情而受到了轻判；还有不能给予减刑或者假释的，也被有些人作为寻租的工具，以至于有了“花钱捞人”的潜规则；至于诸如预交罚款、发文催罚款任务更是执法违法的典型。总之，有了“关系”或者“背景”，就可以“我爸是李刚”式的狂傲，而没有了这些就可能被“错捕或者错判”，无罪者成了有罪者。

　　还有一些最常见的现象是，一个家里有吸毒的孩子逼得父母锤杀后，邻里就会替其说好话；还有家里有瘫痪在床的病人，其家庭成员不堪重负而将其杀死，往往会引发泛滥成灾的同情。于是法官在审判之时，也会考虑到这些外部因素并进行“人性化处理”。至于广场舞扰民更是同情大于谴责，并以“政府提供的公共场地不足”作为客观理由，从而使那些“泼粪抗议者”的权利被群体化漠视，自然那些写于纸上的“噪声污染”也就成了摆设。而如张惠妹 “阿妹条款”式的严苛，则是难以望其项背，也足以暴露在法律意识与法治水平上的短板。

　　其实，张惠妹参加跨年夜演唱会因音量太高被罚的最大意义，在于普及了“法治无弹性”的基本常识。回到内地，若整个社会都有此共识和强烈的意识，并让法律得到不打折的执行，那么依法治理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实现社会法治化才会有牢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