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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贴标为何不普及

//m.auribault.com 2014-04-21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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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管理迈出漂亮一步

　　统一“公务用车”标志，可以满足群众对公务用车的监督权利。公车有了统一标志，不仅无法遮掩公车在交通道路行驶中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便于公众关注公车使用人的行为。公车是不是遵守交通法规，有无违章驾驶、违章停车等情况，公众一目了然；公车有没有公车私用，出现在高档酒店、娱乐场所等不应该出现的地方等，群众很可能会拍照上网，履行基本的监督权利。

　　统一“公务用车”标志，也能提升行政机构的声誉和形象。公车有了统一标志，就传递出了欢迎公民监督的信息。这将引起公车使用者和公车管理方面的重视，再也不可能为了公车使用者个人的需要或领导特权，把公车所在机构的声誉和形象放在了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而当人们看不到公车违章，看不到公车私用，看不到公车耍特权，政府机构对公车管理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公车背后的政府形象也就展示在公众面前了。

　　不过，统一“公务用车”标志，只是漂亮的第一步，严格有效的公车管理、处罚配套机制，才是关键。如果仅仅满足公众对公车的监督欲望，有监督没处罚，或有处罚不能对当事人伤筋动骨，让群众监督公务用车，抑或统一“公务用车”标志的观赏价值就大于公众预期。

　　所以，公众更愿意看到以后的问责的查究情况。有了统一“公务用车”标志漂亮的第一步，再对影响行政机构声誉和形象的当事人严肃查处，一定能赢得公众对政府机构管理公务用车的真正掌声。如果各地都能采取宜章县的方案，且能让公车运行费用大大降低，让公车起到遵章守法的榜样作用，就更好了！（卞广春）

　　比利益补偿方案好

　　相比其它公车治理方案来讲，公车统一喷涂或粘贴标志是成本最低的，效果最为显著，也是公众最期待的公车治理方案。可是，这个经济实用的公车治理方案，在许多地方公车改革时未能纳入，到目前为止，仅在部分地方政府实施，令人感到困惑，这么好的方案，为何就不能全面推广呢？

　　湖南宜章县的公车统一粘贴标志方案，跟之前媒体所报道的云南永胜县、江西新余县、广西大新县、湖南岳阳市等地情况类似，都是将公车喷涂或粘贴上统一标志，标明公车身份，公开投诉监督电话。此种做法简单易行，喷涂或印制公车标志的成本很低，公众亦一目了然，可以清楚识别出公车身份，让公车私用无法遁形。

　　去年10月，中纪委办公厅在答复关于公车治理的建议时，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可见，给公车统一喷涂或粘贴标识符合中央改革精神，而且民间也呼吁多年，但为何至今都未能全面推广？公车改革触动到官员的切身利益，治理公车滥用私用情况，必然要影响到官员用车的便利性，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也因此，各地公车改革往往青睐利益补偿方案，而排斥信息透明的模式。前者可以给官员发放改革红包，让官员从改革中获利，后者则直接让公车身份曝光，通过外部监督机制约束公车使用。这些年来，公车改革裹足不前，趋向复杂化，部分地方甚至在车改方案里夹带私货，借机增加福利待遇，将公车车牌隐秘化，特权愈发难以监管，引发民众强烈不满，使得车改愈发难以推进。

　　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公车改革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到民意，不要将方案搞得太复杂，应以信息透明为基本原则，让公车暴露在阳光下。同时，遵守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精神，推进社会化、市场化公务用车制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江德斌）

质疑：统一着装不如严控数量

　　不可否认，统一喷涂醒目的公车标志和举报电话，是便于公众监督，防止公车私用的有效手段，值得倡导和推广。不过还应看到，此举正如有些地方给公车安装GPS定位仪等治理公车腐败办法一样，有可能治标不治本，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须知，滋生公车腐败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公车数量过于庞大。

　　据报道，目前，宜章县535台公务用车全部完成“统一着装”。一个县的公车竟然有这么多，再加上“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的三个“三分之一”，公车使用效率不低下、浪费不惊人、车轮不腐败、群众不痛恨才怪。

　　要是真有决心刹住公车腐败，就应该拿出治本之策：即便在目前难以完全取消公车，但应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公车，严格控制公车数量。若能做到这一点，会比“统一着装”的效果强得多。因为公车少了，不但私用空间自然缩减，群众也才容易监督，否则，那么多的公车你追我赶在路上跑，群众就算有千里眼，也监督不过来的。再说，就算群众发现公车私用或其它违规现象，并拨打了举报电话，但有关部门能不能当回事，继而从严查处，还是个问题。

　　如何刹公车腐败，我们不妨学学香港。有资料表明，香港共有15万公务员，公车不到7000辆，约九成公务员乘公交和地铁上班。如此多的公务员只配有如此少的公车，公车私用的空间必定大大减少。我们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香港的公车是无须用GPS来定位或“统一着装”的，因为香港的公车只能在忙公事。

　　所以，若不从根源上严控公车数量，让其回归到合理的水平，那么，治理公车腐败的花样再怎么翻新，恐怕也解决不了大量公车私用的问题。（和法堡）

　　有法必依更重要

　　给公车统一标志，方便群众监督，对公车主进行约束与监督，不能说不好，问题是，群众举报了，有没有部门进行查处。查处起来是否“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者“家长打孩子”呢？毕竟，禁止公车私用的法律法规有不少，为什么公车腐败层出不穷？说穿了，关键是对公车私用者不敢动真格的，查处的少；即使查处起来，惩治力度也不强，伤不了公车私用者的痛处，难以让其长记性，自然没有威慑作用，公车私用泛滥难以避免。可见，规定是规定，执行归执行。没有具体落实的决心与行动，不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率，让公民敬畏法律法规，再好的法律法规也会成为一纸空文。治理公车私用，更如此。

　　其实，在欧美国家，公车私用等于违法犯罪。如意大利锡耶纳省省长布赞卡因用公车送妻子赴外地旅游，结果因“侵吞公款罪”被判刑六个月。不说国外，就是我国古代，在此方面也有大胆问责的事例。

　　宋真宗在位时的1013年，“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削一任，通判襄州，坐擅发驿马与知广州邵哗子，令省亲疾而马死故也”。即担任荆湖北路转运使的梅询，将驿站的一匹马借给他前任的儿子，去广州看望生病的父亲，导致驿马累死在路途上。梅询因此受到官降一级的处分，被降至襄州通判的位置上。按照现在的话说，梅询被降职的理由是“公车私用”。

　　问题是，这种“公车私用”在当今社会里往往被认为是人性化的关怀之举。试想，前任调往异地为做官生病了，其子要去探望父亲，借地方官员的“车”用一回，地方官员答应借给他，也是对前任的尊重与关怀，充满着人情味。至于“车”跑“坏”了，赔偿损失就行了，何必给予这么重的处分呢？而为确保“专车专用”，宋代对驿马的使用与管理做出了严格规定，有严格的刑律约束。如严禁增乘和借乘驿马，严禁乘驿枉道和赍带货物。“如借驿马，及借之者，杖一百。”而梅询借驿马私用导致驿马致死，违反了规定，理应被问责。虽然其初衷是好的，情有可原，但法无可恕，对公车私用者就得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公车私用的歪风怎么能刹住？

　　可见，“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要让给公车喷涂统一标志取得更好的实效，还应该学学“降梅询的职”。（玫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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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曹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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