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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聃:在多元的世界阅读多元的经典
//m.auribault.com2015-11-20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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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织也,织丝而成帛衣,织思以开心智。 典,大册,诵之而养大气,读之以近大师。 经典的阅读,向来为传统的人文教育所注重。中国的旧式教育自不必说,近代的西方教育也不例外。如英国近代中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类即为“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顾名思义,便是以古典语言的教授为基础,引导学生进入经典之中。

  不过,自20世纪以来,传统的经典教育逐渐失色,各级学校愈发重视自然科学乃至于实用技能的教学,这自然引起了守旧人士的不满。据说,19世纪末任哈佛学院院长的著名教育家布里格斯(LeBaron Russell Briggs)曾经忿忿不平地说:“新设立的科学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并不能保证拿到学位的人懂得什么科学,但可以肯定,他不懂任何拉丁文。”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经典阅读的式微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似乎与传统渐行渐远——不论是传统的教育方式本身,抑或是传统教育方式中对经典的珍视。

  令人意外的是,近十余年来,传统文化在中国似乎正以惊人的速度回归。所谓的“国学”已俨然成为社会的热潮、身份的象征,而其中经典阅读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乃至于在不少小学中,《弟子规》成为了必读必背之物。这股“国学热”已有诸多学者予以讨论,本文无意置喙,笔者所思考的,是在这“复兴传统”几成“政治正确”之话语的时代,阅读经典究竟当如何进行,又有何意义?

  坦率地说,我们若轻佻地倡导传统,不仅是对时代的背离,也是对传统的无知。无论中西,古今教育在目标上都有着根本的差异。古典教育强调的是对人之灵魂的塑造,经典阅读在其中的意义,是指引人们对终极之“道”的探究和对个人修养的追求,成为合格的“劳心者”。中国传统旨在培养君子,不以一技谋生,而求“内圣外王”,此之谓“君子不器”;类似的,西方传统以“自由技艺”(liberal arts)为核心,通过对音乐、算术、几何、天文以及语法、逻辑、修辞等“形而上者”的研习,成就人的自由心智。一言以蔽之,传统意味着对不拘于物的小众精英的培养。

  现代教育则恰恰相反,愈发倾向于面对大众,培养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下的合格劳动力,故而着重于器与技——或者说谋生手段——的掌握。近年来日本、德国、英国等地的大学改革,无一不在转而追求实用技能和就业率。对于中国来说也同样如此,一句惯常的口号“知识改变命运”便已道尽现代教育的实质。

  在传统教育中,经典阅读是必须的,因为它规定了一种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价值、最终极的回答,在一个缓慢变化、相对封闭的社会中,我们尽可依靠掌握此奥义而无需为稻粱谋的少数精英,来为社稷立心立命,守护纲常,凝聚共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变化之大、现实发展之快,使我们无法从经典中找到具体的答案;社会之开放、文明之多元,使我们无法固守一种由少数精英操持的价值观。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一段话放在当下也惊人地合适:

  “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pneum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20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已无需阅读经典,相反,在如今不可逆转似也无可厚非的教育导向之下,个人尤需找到自己的“生命之弦”。但现在“国学热”中的某些潮流,却似乎正是在“强不能以为能”,以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方式,产生了“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即文化本位主义或者说中国特殊论——将中国经典(更确切地说是汉族经典)奉为圭臬,将他者的传统视若无物或视为敌手。

  全球化时代的经典阅读,需要我们在回溯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兼涉其他文明的经典,由此,才能真正洞察和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近十余年来,不少哲学家都在讨论,世界有没有共通的价值观,若有的话,它又该多“厚”。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既不能走向一个极端,以一种价值观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又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无可无不可,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通过阅读多种经典、游走于不同的传统之中,我们或可在各种文明交汇碰撞的当下,求得其中的平衡,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从伦理角度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于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由此形成了固有的“视域”,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着中华传统、西方传统、伊斯兰传统等等诸多文明的并存,我们都无法也不应禁锢在封闭的视域之内,单方面地确认自身的主体性而将他者客体化、工具化;我们需要的,是以积极地阅读他者的经典来获得对异质文明的“同情之理解”——因为经典正是各自文化传统的奠基者。借用伽达默尔的术语,这便是“视域之融合”(fusion of horizons)。

  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认识自己和认识他者并非是矛盾的,惟有承认他者,才能超越狭隘的自我;也惟有理解他者,才能深刻地观照自身。在多元的世界中阅读多元的经典,不啻在自己的灵魂之中进行文明的沟通、对话。它的最终目标是“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或许我们无力带来世界的融合,但至少能实现自我的超越,成为具有宽阔心怀的世界公民。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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