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返乡农民工子女进行精准帮扶，不是回到乡村“零障碍”入学，而是在城市“零障碍”入学和升学，能够和在城市务工的父母一起，不因求学政策、升学制度而“被留守”。可以说，如果不解决在城市“零障碍”入学和升学的问题，再怎么完善乡村“零障碍”入学，这一群体的深层次问题也很难得到化解。

　　“农民工返乡子女”是不同于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的一个特殊群体。调查发现，虽然农村实现了返乡子女入学“零障碍”的政策目标，但农民工返乡子女普遍存在日常生活与学习的不适应，深层次存在着他乡与故乡、流动与留守、出离和融入等杂糅纠葛的文化适应及冲突问题，关于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等并没有在后续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中国青年报》7月4日）

　　研究“农民工返乡子女”在返回家乡之后的求学、生活状况，进而在政策层面和学校教学活动层面进一步关注这一群体，是精准化帮助这一群体的需要。事实上，如果按照精准帮扶的要求，简单地用“农民工返乡子女”来概括这一有别于传统意义的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群体，还显得太粗浅。这是因为，由于异地高考受阻而返乡求学的农村学生，与由于家乡义务教育办学质量提高而回乡的学生，在心理层面上是完全不同的。在我国，乡村求学的学生群体很复杂，要求乡村学校、老师做到对学生因材施教，就必须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和素质。否则，乡村学校和教师就可能只解决学生的上学问题，而难以给学生高质量的乡村教育，更遑论个性化的指导、帮助和关心。哪怕国家出台政策，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对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进行精准帮扶，但离开了具体师资培训方面的投入，精准帮扶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对留守儿童和返乡农民工子女的精准帮扶，当前有两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在政策设计上，减少留守儿童，尤其是因城市入学、升学障碍而产生的“新型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有相当部分是在城市读完小学、初中，因在城市难以获得平等升学机会而无奈返乡的）。这一群体会带着对城市的不满以及很强的失落感回到乡村，由于从小就在城市生活，回到乡村后，很难融入乡村。如果父母还在城市继续打工，他们的心理问题会比从小就留守在乡村的孩子更严重，有的还会被乡村孩子欺负。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子女在乡村的交往圈很小，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在乡村，他们没有朋友，也没有根基。对他们进行精准帮扶，不是回到乡村“零障碍”入学，而是在城市“零障碍”入学和升学，能够和在城市务工的父母一起，不因求学政策、升学制度而“被留守”。可以说，如果不解决在城市零障碍入学和升学的问题，再怎么完善乡村“零障碍”入学，这一群体的深层次问题也很难得到化解。对此，还要加大力度解决随迁子女城市求学问题，以及开放异地高考。

　　二是通过提高乡村教师的整体待遇与素质，让乡村教育能做到更大范围的因材施教。实事求是地说，仅靠目前的乡村教师待遇，按照当前乡村教师的能力和素质，要在乡村学校，对每个乡村孩子进行因材施教，关注他们的心理，给予个性化的教育、引导，可以作为工作要求提一提，却难以真正落实。无论对留守儿童，还是对返乡农民工子女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从本质上，都需要乡村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如果学校能做到因材施教，就会关注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的教育。学校、老师也会根据基本的教育要求，排摸所有学生的情况，了解他们的处境，而不是提供一个求学机会就万事大吉。我国出台的帮助农村留守儿童的政策，要求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其目的也无非是跟踪关注留守儿童，解决具体的个性化教育问题，而解决教育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教师身上。

　　国外有调查显示，帮助贫困学生，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给贫困学生资助，而是提高教育贫困学生的教师水平。教师有更强的责任心、更多的耐心去帮助、教育贫困学生，更有利于促进贫困生成长、成才，这对我国帮助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也不无启迪。对于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政府应给予生活上的资助。其实，提高我国乡村教育的质量，关键也在于建设好乡村教师队伍，或者换句话说，精准帮扶留守儿童、返乡农民工子女，必须精准帮扶乡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