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的结果却往往因为“年久难以调查”，要么泥牛入海，要么“雷声大，雨点小”。

　　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女孩王娜娜被冒名上大学事件终于有了调查结果，9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假王娜娜也被解聘并且注销学籍。然而，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出现，没有任何人真正承担法律责任，所有责任都是“模糊概念”，所有处分都是“警告、记过、谈话”之类不痛不痒的处理，原因在于“证人不见了”。

　　涉事的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的专项调查组表示，顶替一事的经办人即张莹莹的舅舅，已于11年前，也就是2005年去世，无法了解他具体通过谁，又是如何操作顶替的。同时，王娜娜的母校沈丘二高，当时没有对录取通知书登记造册，连通知书有没有寄到学校都不得而知，遑论去向？线索因此中断。

　　这样的调查结论显然难以服众。其实根本不用说别的，仅仅一句当年没有对“录取通知书登记造册”，即便操作者仍然在世，也能干净利落地掐断了后续调查的所有线索：只要咬死是在街上偶遇的就成，难不成会对他“严刑逼供”？

　　事实上，不久前，王娜娜从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拿到“假王娜娜”的一封致歉信，盖有学院公章，信中真的写有：“当年在学校得知高考分数后，很伤心，在徘徊中遇到一个人，问我想不想上学，如果想，可以帮我上学，由于当时的年少无知，求学心切，就答应了顶替沈丘县王娜娜的学籍……”信了吧？让“街上偶遇者”策划这出被隐瞒13年的丑闻，恐怕是最方便、最无害，也最让所有希望追责者无可奈何的办法。

　　只是如此拙劣的手法放在一个具有上千年国家考试经验，且制度规定越来越严格的国度，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从命题教师必须“闭关”至考试结束，考试报名需要经过层层把关，到阅卷时将考生名字都封闭起来，整个过程至少从官方规定来看，几乎无懈可击，可怎么会在最后录取通知书这个决定性环节上，遭遇滑铁卢？随随便便在街上就可以遇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兜售者”，而且还不是诈骗，这该作何解释？幸运者仅花了“二三千元钱”就回避了高考制度所有环节的层层把守，这么廉价是因为兜售者太多，而处罚又太轻，所以“录取通知书买卖”供大于求、行情低迷？从近年来查处的高考作弊案件来看，制度失效、监管出错确有其事，但价格好像远不是“二三千元”的行情，否则贫寒弟子都可以随便上大学，这有钱买文凭的主又干嘛去了？

　　当年出错，如今理当承担责任的学校，为了洗刷自己，减轻对各环节当事人的处罚，推出一个死无对证的“张莹莹舅舅”，加上一个“录取通知书没有造册登记”的技术原因，硬生生让中国极为严肃的高考制度在一些人眼中成为“天网恢恢，疏而又漏”的笑话，是不是代价也太大了？

　　近年来，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行政问责逐步走上正轨，公众看到一个个冤假错案被平反，高考被顶替的案子也频频得到纠正，但问责的结果却往往因为“年久难以调查”，要么泥牛入海，要么“雷声大，雨点小”，“警告、记过、谈话”之后，官照做，权照有，钱照拿，说不定以后错照犯。只是事件背后的主要操纵者逃避了法律追究，相关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被推卸了，可是法律的严肃性、高考的公平性、政府的公信力遭受了损失。这样的结果真的是可以容忍的甚至符合期待的？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