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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羞愧难当”高教才有希望
光明网评论员
//m.auribault.com 2016-03-07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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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山东师范大学王万森教授特地早到教室,等所有同学到齐,他摊开事先准备好的检讨,自言旷课事件使他“羞愧难当,无可弥补”。“教授向学生自我检讨,从来没有遇见过!”山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15级研究生胡燕说。其实并不会有人怪罪,然而他却郑重其事的向同学们道歉,且自己要求主动扣除本学期所有劳务津贴,这使得同学们震惊,也很感动。

  教授旷课,自然是教学事故。但怎么面对这起“事故”,既考验着高校的管理水平,亦拷问着为师者的自律操守。一个从不迟到缺课的教授,兢兢业业五十年,在返聘后看错课表而旷课一节,按理说也不算特别严重的事件。但当事人却以不可原谅的姿态“自请处分”:要求全院公布检讨、要求扣罚全学期劳务津贴——对自己“下手如此之狠”,确实震撼人心。

  眼下的中国高校,“旷课”是个司空见惯的顽疾。不妨看两个数据:一是曾有一款由在校大学生设计的手机“逃课软件”红极一时,上线3个多月注册人数就达20万,下载总量高达30万,每天使用次数上千次,并迅速覆盖全国3000多所高校。二是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曾发布一组调查数据,该机构对部分高校已入学一年多的学生调查显示,33%的被调查者发生过逃课或缺课行为。中国的高校为了防逃课,也是各有各的必杀技:武汉有高校拍集体照点名,扬州有高校发明签到APP,青岛有高校收200元一节的“旷课费”,河南有高校逼着学校“刷脸上课”……凡此种种,起码说明旷课已经成为高校治理中的“慢性重症”。

  大学生“翘课”成风,这固然成因复杂。但不得不说,“上行下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2014年底,一位大学副教授实名发表博文称,因上课迟到4分钟而遭学校红头文件通报处罚,该副教授对校方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处理提出质疑。去年,湖北文理学院不仅对迟到老师进行了处理,还将处理决定“晒”上学院官方微博,详细写明了当事人迟到、调停课的具体时间和次数,引来众多网友围观。这些迟到事件,之所以引发热议,不过是因为在眼下的国内高校,教师迟到或旷课,并不算小概率的事情,似乎只要换个时间补上就可以。老师“大事化小”,学生自然“小事化了”。试想,如果上课的老师都能如王万森教授般严苛自律,听课的学生好意思迟到吗?迟到了的学生好意思因被批评而往老师身上泼热水吗?

  《论语》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016年全国两会上,高等教育依然是舆论热点。有人不赞成去行政化从高校开始、有人觉得高校腐败是因为教师情商低……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正视眼下的现实:全国高等院校的总数达到2850多所,在校学生3553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十二五”期间,超过65%的新就业人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2015年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提前5年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这个时候,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要有章程、要谦抑循法,更要正身正行、改善治理结构与能力。

  教授“羞愧难当”,高教才有希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三五期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这个宏大的目标,也许迟早要落实到每个课堂、每个教授、每个学生身上去。教授先生们以何为耻、以何为度,看起来,是个微观的道德议题,但实际上,它不仅关切高校的公信,更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分量与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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