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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视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长期以来,我国院士制度在推动科技界出思想、出谋略、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院士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较突出的问题,比如有时院士遴选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过多,有的地方和部门让院士称号承载了一些非学术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负担,有的人把有多少院士当作出政绩的一个标志。如此等等,都背离了我国院士制度的本义,必须加以纠正。广大院士对这些现象也有意见。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使院士制度更加完善,真正守住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
不久前,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出炉,这是去年两院院士章程修改后首次增选,虽然没有像往年那样备受关注,但依然有一些议论。
院士制度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为何这么多年一直引人注目?
院士评选中存在搞关系、拉选票现象,对科研、教育的影响都不好
我国自设立院士制度以来,遴选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进入两院,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有违学术宗旨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张峰是北京某高校的资深研究人员,多年前他在学会工作时曾参与推荐院士候选人的工作。观察近些年来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新增选院士情况,他越发感到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虽然院士增选的标准是学术能力和实质贡献,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较难做到,拉关系、运作能力有时候倒成了重要因素,少数有真才实学、不会搞关系的科学家反而会落选。
“一些想当院士的大学系主任、院长,会非常注意长期经营和本领域院士的关系。”张峰说,“比如,在平时开会、举办活动时就会特别有意请一些院士出席,不仅给他们特别的礼遇,还会送各种礼品。如果请的院士是从外地过来的,开完会后还会以‘考察’为名,安排他们旅游等。这种‘迎来送往’的情况在学术圈多多少少存在。”
在2014年6月的院士制度改革中,两院新修订了院士章程,其中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只保留“院士推荐”和“学会推荐”两个渠道。在张峰看来,这一做法可能不太容易达到预期效果。
“不少学会都是院士当家,院士推荐的话语权太大,不见得是好事。”他说,“我曾经工作过的学会,上世纪80年代推荐院士时非常认真,我们会征求业界意见,拟出名单,还要由推荐委员会进行民主表决。但后来,流程慢慢变为由担任学会常务理事的院士来敲定名单,其他人没有多少发言权。”
“虽然两院院士章程中严禁候选人搞关系、拉选票,但他们所在的单位、省市依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帮候选人暗地里‘活动’。”据他了解,为了当上院士,候选者个人和所在单位花费不菲。
“缩小院士推荐渠道旨在减少行政化的干扰,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他认为,这不仅难以遏制拉关系的做法,反倒可能因为推荐权在少数人手中,使“运作”变得更简单了。
“一些有能力、真正钻研学问的人如果不会搞关系,有时连被推荐的资格也没有。院士群体中,可能一开始不认真搞学问通过拉关系当上院士的人还比较少,后来这种人多起来后,风气就变了。做研究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少数学问不深的人当上院士,往往让人心寒。”张峰说。
某国立研究所的肖凡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是某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平时也关注院士问题。
他认为,水平高的导师能够培养、指导出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未来往往也能成长为该学科的科研骨干。“缺少真才实学的人当选为院士,培养出来的可能也是善于钻营关系的学生,而他们未来又可能成为院士。因此,院士增选如果不能真正回归学术,对科研、对教育的长远影响不好。”
当上院士,往往意味着住大房、拿大钱,在科技资源配置上有更大话语权
求学时,张峰有好几位老师是院士。他回忆,老一辈院士平易近人,几十年如一日地教基础课。“当时的院士不比同级的老师多拿钱,房子也不比其他老师住得大。提到院士,我们无不由衷羡慕他们的学术贡献、敬佩他们的为人。”
两院院士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载人航天、载人深潜、探月工程、杂交水稻等一系列重大成就,都凝结着两院院士的汗水和智慧。院士还是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咨询建议人,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和工程科技问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形成了许多政策建议,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院士群体对科学发展确实有突出贡献,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但不该被莫名其妙赋予某些‘特权’”,张峰说,时下,当上院士就意味着住大房、拿大钱。“在单位,院士分房总是最大的,工资也是最高的。近些年许多高校、院所为能招聘院士,开出数十万元、数百万元年薪的不在少数。”
“除了一些物质利益,院士所拥有的学术特权更让人无语。”张峰说,“在每年的项目评审中,院士比其他研究人员往往更容易拿到大额的研究经费。只要有院士牵头,就比较容易争取到数千万元的研究经费。于是一些院士到处忙兼职,有的甚至在五六个单位领工资,为其争抢科研资源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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