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屡禁不绝的有偿家教和有偿补课，“治本”的确不是仅靠“禁补令”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去慢慢地消化和修正，实际上，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据报道，为落实教育部下发的《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陕西省教育厅从11月中旬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治理行动，凡被查实者，一律给予严肃处理。对此，有评论认为，如此兴师动众的“禁补令”治标不治本，且言之凿凿，环环论证，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由于禁止有偿补课不单是陕西一地的行为，对反对“禁补”的声音，我们真得好好辨析一下，看看究竟立不立得住脚。

　　为何禁止补习“治标不治本”？该评论的理由之一，是有偿补课的巨大市场业已形成，如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协调分工、供需状况的平衡等，均稳定和成熟，所以对“禁补令”只能“呵呵”了。据此逻辑，我们不妨要问，世界范围内也形成了对“黄”、“赌”、“毒”的需求，市场岂不是也要彻底开放？要知道，趋利是人的天性和本能，无可厚非，但从经济角度考量以无视基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标准，肆意用市场之手来干预教育的正常发展，其立论的大前提就已经错了。教育有自己的规律和发展轨迹，作为从业者，教师以“立德树人”为天职，而以满足私利为特征的“补课”，泯灭了师德，让教师沦为金钱的奴隶，当然丧失了合法性。

　　该评论的理由之二，是来自于社会学的考问。作者认为，由于学生在校时间不断压缩，放学后的大把时间无从打发，家长只能将孩子送入培训机构，从而会促成新的培训高峰期。“教育行政部门不应闭门造车，不看社会实际状况，想当然地出台‘缩短在校时间’之类缺乏现实关怀的规定，给每个有小学生的家庭造成巨大困扰，而是应该更有弹性，延长学生在校时间，同时开出更多的兴趣课、运动课。”这种言论叫人大跌眼镜，不说别的，若真如此施行，已经严重违背了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教育行政部门为什么要推行“禁补令”？又为什么要缩短在校时间？除了师德师风层面的考量，正是为了让学生“减负”、让家长减压、让教师减乏；同时，也充分利用社会大环境，给孩子以更多自由空间的社会教育和生活教育。陶行知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只有在社会“知行合一”的历练中，教育才算是卓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这篇评论在面对家长的教育职责时，带有“卸责观念”，即有些本应由家长承担的教育责任，被悄悄地转移给了学校、教师和培训机构。按作者的想法推论，当学校24小时看住学生，当教师对学生负有无限责任时，这种教育仿佛才是“合理”的。这种教育观念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符不符合实际，明眼人不难看出。

　　但最重要的还不在于此。我们看到，出台“禁止有偿补课”规定的教育行政部门具有一种系统思维，而该评论的思维方式，依然是就事论事的线性思维。比如，教育可以简单地用“投资”、“回报”、“效益”等经济学理论来类比吗？它是社会模型和社会结构的精确翻版，还是军事教育、经院教育的现实写照？显然，这些假设都没有意义，因为教育是多种因素、多元途径、多维体系促进的结果。所以，康德曾感慨：“教育就是能够交托给人的最大的问题和最困难的问题。”

　　回到“禁补令”来说，教育行政部门的目的就是解放教师、学校、学生和家长，通过现代教育理念和行为，形成多方合力，从而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多元性，成就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良性局面。学校主动“减负”，并辐射于社会，与之共同承担起教育职责的思路，是完全应该得到肯定的。

　　当然，面对屡禁不绝的有偿家教和有偿补课，治本的确不是仅靠“禁补令”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去慢慢地消化和修正，实际上，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即使如此，也绝不能贬低“禁补令”的存在价值，“禁补令”的震慑意义和防范意义，要远大于它的惩戒意义。它通过占领法理制高点、净化教育生态、促进学校自省等途径，可以初步实现治标，然后再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教育评价机制、教师薪酬体系、教育资源分配、家长教育观念等，直至最终实现标本兼治。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