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融”理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步实现的，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依靠逐渐成熟的投资银行体系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却又因该体系“稳定性”不足，一直存在泡沫化风险，终于引起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投资银行体系也宣告破产，其经济长期难以再现辉煌，霸权地位也日渐衰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基础上，依靠投资银行体系及金融创新，支持自身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933年，为应对经济大萧条，美国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限制商业银行投资业务，促使投资银行体系发展迅速，逐渐由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美国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资本运营能力，实现了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及有效配置，支撑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投资银行与生俱来的“金融创新”品质，通过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快速增长所需要的更高流动性和信用催化，并借此主导五次并购浪潮，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同时，投资银行体系顺利化解高新技术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通过风险投资支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其迅速成长为美国经济的新支柱。因此，投资银行体系及其创新对于美国的崛起具有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然而，美国投资银行体系虽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却“稳定性”不足，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的风险，直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该体系也宣告破产。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美国投资银行体系曾与实体经济结合紧密，为何后来却又脱离实体经济呢？这是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为追求高额利润，资本必须走在实体经济前面，它“先入为主”却又“抢先退出”。美国经历工业化、产业化后的利润率下降，无法满足资本的“逐利欲望”，资本就放弃介入实际生产，专门从事于借贷、投资等非实物资金运作，于是产业资本就变异为金融资本。被金融资本绑架的美国义无反顾地走上“工业化—去工业化—金融化”道路，最终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并泡沫化，造成次贷危机。

　　当下，美国已经意识其危机的实质，并正在实行“再工业化”的战略。然而，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只能是对困境的修补，并不能改变衰落的大势。因为金融化后的美国资本已经习惯“坐享其成”，难以再适应并满足于工业制造的利润率；即使金融资本迫于无奈而寻嫁实体经济，也会通过全球配置选择低成本、高利润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使美国的实体经济缺乏资本动力。

　　从美国金融道路的历史中，我们发现工业革命与金融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体系已成为大国崛起的基本性战略力量。这也是我们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的核心要义。但是，任何一种金融制度都有其“天使”和“魔鬼”两面，怎么根据自身国家禀赋，“扬其长避其短”才是关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