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会议以落实关爱行动为最大预期目标，应该在各部门资源中挖掘潜力，相互协调、统筹行动

　　据报道，国务院同意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民政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这一以民政部为召集人的联席会议，是迄今为止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出台的最高级别的协调、统筹各行政资源与对策行动的常设机制，无疑将对日益引发社会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的妥善解决产生正面推动作用。

　　留守儿童是我国特有的二元城乡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只要这一转型进程没有完成，这一社会现象将会持久和广泛存在。留守儿童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在生理与心理成长期中缺乏亲情关爱、跨代际抚养导致儿童教育缺失、照看不足引起的人身安全隐患、家庭贫困问题连带引发的次生社会问题等。贵州毕节留守儿童死亡案就是这些问题的集中反映。

　　一直以来，一些民间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如“代理妈妈”等。然而，对于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而言，需要一个顶层设计的解决机制，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统筹各方资源、更有力地协调各方行动，以便能做好各类安排的对接与衔接，全程关爱留守儿童。

　　从制度设计上看，首先可从法律健全上下功夫。儿童监护权制度的落实与强化，有利于留守儿童的父母回归，也有利于外出打工的父母把子女带在身边。然而，在农村贫困问题与农村事业发展空间不足的现实条件下，通过剥夺父母监护权的制度威胁来解决“生而不养、养而不教”问题是相当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在外出打工的城市依然无法保障随迁儿童的基本教育、卫生福利之前，儿童随迁肯定与父母外出打工解决贫困问题相矛盾。从务实的角度出发，与其挖空心思搞替代监护权新制度，不如在既有的未成年保护法上多下功夫。

　　留守儿童问题中浮现出的问题多集中于教育问题，因此过去在探寻解决路径上多依赖于教育部等职能机构，但进一步的分析后发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只是留守儿童本质问题中的连带问题，本质问题不解决，连带问题就不会消失。此番建立以民政部为召集人、以27个部门为联席行动人的机制，显然是针对解决“贫困”和“福利均等”等本质性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不再把这一问题看成某一部门的单纯性、个别性问题。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有效运行，使这一机制常设化、日常化，并且其绩效可考评。联席会议以落实关爱行动为最大预期目标，应该在各部门资源中挖掘潜力，相互协调、统筹行动。譬如随迁儿童的教育、卫生等福利安排涉及到户口壁垒问题，这需要教育部门之外的部门联合发力，而仍在农村留守的儿童，地方治安与法治宣传教育，也需要及时补充。总之，联席会议机制只要能有效发挥，就定能托举起对留守儿童缺失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