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就像打不死的“小强”，计划经济下有，市场经济下有，互联网时代还有；黄牛就像软体动物蚯蚓，穿过坚硬的制度“地表”，钻进肥沃的腐殖质土壤；黄牛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平时人人喊打，急时很多人又第一时间想起他们，当黄牛帮助你梦想成真时，或许你还对黄牛心存感激。这就是公众镜像中的黄牛，面目模糊、身份暧昧、背负骂名而又难以或缺。

　　劳动力供求是市场秩序自发扩展的结果，一种职业的滥觞，就像地里长出苗，必然是因缘和合的结果，黄牛亦不例外（假如黄牛也算是一种职业的话）。一个供应充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交易直接在供需双方进行，无须假他人之手，就像上超市买包饼干，没有人会傻到找黄牛帮忙。黄牛能在市场夹缝中觅食，正是利用了供需矛盾，或资源紧缺无法满足需求，或资源分配方式不公平，这在社会刚性需求上体现尤为明显。如医院专家号、春运火车票，既有资源紧缺的一面——僧多粥少、奇货可居，哪怕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也有“投机倒把”现象，又有分配方式问题，看似去权势化、无差别化的分配方式——窗口排队、网上预约等，因为内外勾结、技术作弊而放大不公风险。

　　“凡是存在的，都是有其现实性的。”撇开道德看黄牛，残酷的“黄牛经济学”告诉我们，黄牛出价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体现或者接近了资源的价值，这恐怕也是黄牛屡禁不能止的重要原因。就像医院专家号，被黄牛炒到数千元仍不愁卖不出去，供需能在没有胁迫的情形下顺利完成，说明市场还是能够接受这个价格的。这当然不是说“价高者得”就是合理的，尤其是带有公共性质的资源分配上，但却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供需不足、结构失衡才是“黄牛凶猛”的罪魁祸首，抛开这一点治理黄牛，难以触及到问题内核，亦无法将黄牛“赶尽杀绝”。增加资源供给总量、改善资源分配合理性——如信息公开、过程透明、严惩内部违规等等，才能有效缓解需求焦虑，才是“人间正道”。

　　一个游走在法律法规边缘的灰色职业存在，多少亦与社会规治不足、越轨成本偏低有关。按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机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有时候，倒一个紧俏号都不止1000元收益，如此惩罚，难以让黄牛肉痛。刑法亦有相关条款，但就实现来看，除非专项行动，常态化治理效率欠奉。违法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黄牛行业也就少了“退出机制”。当法律都无法有效应付某种越轨行为，道德谴责又有多大杀伤力？

　　“黄牛凶猛”问题既在黄牛身上，他们人为制造、加剧资源短缺与供应不足，增加公众焦虑与社会负资产，但黄牛又负不了完全责任，那种无视供种子发芽的土壤而将大棒挥向树苗的做法欠公允。供给短缺、供给配给、价格歧视、需求旺盛、需求刚性及供求结构性失衡等，所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远比黄牛本身要深刻得多，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