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学会做饭，一个人烧、一个人吃…为了让家看上去不那么冷冰冰，开着电视吃饭…希望爸妈能抽空陪我吃饭，我可以给你们烧桌好吃的。”湖北襄阳市小姑娘李诗怡随打工的父母在江苏读书，这是她参加全国乡愁散文大赛获奖作文，被网友称为“最催泪作文”。（11月4日《楚天都市报》）

　　孩子稚嫩的笔触，为“沉没的声音”找到了一个表达出口。四川大凉山彝族小姑娘一篇“最悲伤作文”，透视了弱势群体艰辛、脆弱的境遇。8岁小男孩一篇“连狗也讨厌爸爸”的作文，折射了医生的辛劳与疲惫。这一次，“最催泪作文”也反映出父母的“失陪”，给孩子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带来了负面效应。

　　从昔日的留守儿童到今天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李诗怡尽管跟父母住在了一起，“失陪”现象却一直存在。“最催泪作文”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它用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力量引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作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生存生态的一个缩影，“最催泪作文”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诉求，饱含着孩子对亲情互动和家庭温暖的渴望与追求。

　　父母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监护、陪伴、照顾未成年子女是其法定义务。只不过，为了更好地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许多父母“失陪”现象严重。这一点，在农民工群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工厂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通常会让农民工加班加点；而农民工为了多挣钱，往往也愿意多加班；下班后身心俱疲回到出租屋的农民工，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孩子。这一切，何尝不是一种权利贫困？

　　著名文化学者、《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通过参与式观察，对此作出了警醒和反思：“一个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工厂的伦理在哪里？现在我们工厂的伦理不包括日常生活。给你最低的工资，你必须靠加班才能赚钱，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甚至更久。你没办法嬉戏、没办法培养家庭感情。”

　　因为下班晚，李诗怡的父母经常在单位食堂吃晚饭；正是父母长期性的角色缺席，才让孩子有了“父母陪吃饭”的情感诉求。只关注孩子的物质生活和知识学习，却忽视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为人父母者的认知误区和价值排序上的错位，以及工业流水线时代对劳动者的异化，共同催生了“最催泪作文”。

　　避免“最催泪作文”的再次出现，既需要改善和优化农民工的生存生态，也离不开农民工转变家庭观念和教育观念。一方面，提高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待遇，让他们除了做工挣钱以外有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另一方面，农民工也要充分认识“失陪”的危害性，想方设法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