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再次向违章建筑出拳。与过去集中整治模式有所不同的是，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引入了多管齐下的社会治理办法，充分调动现有的法制资源，从多个管理口子精准扼住不同违建的利益通道，从而倒逼违建者配合治理，有望打破过去对违建发现难、干预难、拆除难的现象。

　　违章建筑是一种“城市病”，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几个号称 “最牛”的违建久治不愈、屹立不倒。违建占用公共空间、破坏邻里关系、滋生安全隐患，已经成为拖累城市发展的突出性矛盾。今年以来，各地由于违建引起的火灾、垮塌等事故频有发生。至于违法搭建鸽棚、厨房、屋顶花园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漏水漏电，更是成了社区管理中的老大难。

　　作为违反《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乱建乱造的房屋以及其他设施，其本身违法的性质并不存在争议。制止和拆除违章建筑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完全可以依法依规，按照法定程序处理。但在现实中，由于拆违控违事关违建者切身利益，所以在违建治理的事前、事中与事后都需要管理部门与对方“斗智斗勇”，牵扯了大量精力、人力与物力。在“暴力抗法、钉子户现象、执法不公”等问题纠缠之下，导致拆违控违往往遭遇“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巧办法不中用、硬办法不敢用”的窘境。一些部门也就有了畏难心理，对辖区内的违建问题不愿管、不敢管。这也使违建现象沦为整治后有所收敛、一放松就卷土重来的顽疾。仅以上海为例，虽然历年拆除违建力度均不下数百万平方米，但是违建现象仍未杜绝，甚至还有继续蔓延的势头。

　　从违建现象发展过程来看，早期多为解决逼仄的居住性空间，到现在已经形成为了观赏、经营、生产、避税等利益多样化的格局。违建实质上是反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基础建设的不平衡。如果不从利益症结上着手，还是诉诸于运动式的搞几次集中拆除，那么就很难走出传统治理的困境。《实施意见》的核心要素就是对违建主体进行了分类管理，明确和细化了建设者、使用者、管理者的责任义务，调动了各类法律资源、社会征信系统和公用事业等对相关利益者加以约束，严格控制将违章建筑用于生产、经营和出租牟利等非自身居住用途。这就使营利性违建者不仅要面临处罚，而且其违章建筑的实际价值也大大降低。在收紧利益链条的同时，《实施意见》还对正在搭建中并拒绝停建自拆的和侵害公共安全、公用设施的违建明确了实行强拆的刚性措施，将有力控制住新的违建继续出现，并对安全隐患较大的部分违建祭出重拳。

　　除了分类管理的思路，《实施意见》也细化了部门配合与综合治理的要求。例如对管理部门提出的两个“2小时”（2小时内上报、2小时内到现场处置）和2天内反馈进展、半月内反馈结果，就是一个方便群众检验工作实效、倒逼各部门间提高配合效率的措施。《实施意见》体现了“找准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实效”的工作思路。

　　当然，对于像“治违”这样的系统性工程，《实施意见》只是上海在强化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机制方面的一个新探索，还需要在操作中根据碰到的实际问题，继续健全各方面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量化各项规定与标准，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和社区群众的积极性与创新力，结合我们城市的特点，制定出更多具有针对性的策略，最终实现把“违建”关进社会治理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