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说好做伴娘的闺蜜，在自己婚期前一个月突然“请辞”，家住汉阳杨泗港附近的王女士，显得很无奈：“闺蜜说看到柳岩被‘闹伴娘’，怕自己也被整，非要我签一个‘禁止闹婚协议’，我和婆婆还为此大吵一架。”（4月6日《武汉晚报》）

　　柳岩被“闹伴娘”犹如一扇窗户，让落后的婚俗进入了公众视线。以祝福新人之名，“闹婚”恶搞化、低俗化甚至色情化，成为无节制、无下限的集体狂欢，让受害者不仅承受着身体上的痛苦，还承受着精神上的伤害。连基本的体面和尊严都得不到维护，又遑论快乐？“禁止闹婚协议”作为一种有针对性的利益诉求，并非无意义的上纲上线。

　　在价值观念多样化的社会转型时期，“闹婚”也隐伏着一些不良的社会心态。不论是“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投机心理，还是“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当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出格言行找到理由时，就很容易出现集体失控。在喜欢热闹、讲究吉利的地方婚俗文化中，“闹婚”的正面功能被过度拔高，“闹婚”难免会有恃无恐。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关系的社会，“闹婚”通常没有被纳入法制轨道，而是被道德化、人情化。在“闹婚”的过程中“嗨”过头，即使对他人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伤害，往往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闹婚”参与者人数众多，和新人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错综复杂的人情、面子和关系，让新人一家和伴娘伴郎即使苦不堪言，也要满脸堆起笑容、默默地忍受“闹婚”的胡作非为。

　　作为一种社会联结纽带，婚俗在增强熟人互动、培育认同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一些僵化的婚俗却让许多人苦不堪言却又难以独善其身。对“闹婚”说不，难免会带来“不讲究”、“不合群”、不近人情等负面社会评价，从而让这个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中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伴随着社会变迁，一些不合时宜的习俗也需要进行重塑和更新。只有让婚俗更具法制观念、更具时代气息、更具人文情怀，“禁止闹婚协议”才会失去存在意义。说到底，结婚是喜事，没有必要通过“闹婚”去折磨和伤害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