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上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九次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删除正在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五条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等规定。此前的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时，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对于代孕不应一棒子打死，“禁止代孕”可改为“规范代孕”。

　　多名全国人大委员的这一建议显然是接地气，顺民意，也把这一行为向着正确方向扭转了过来。禁止与规范当然是堵与疏的较量，但事实上，后者却是理解、尊重并帮助人们实现基本的生活意愿和行为，也是在遵循自然规律。人类的繁衍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础，让那些失去生育能力的人通过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生殖技术获得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尊重和帮助他们，也是在尊重和帮助整个人类社会。

　　对于代孕是禁止还是规范，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但是，这一切都可能源于对人工生殖技术的的负面看法，以及人工生殖可能带来的种种麻烦。这一点，在英国人工生殖技术（试管婴儿）的开创者鲍勃·爱德华兹进行研究之时，以及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奖时，都存在争议，今天的禁止还是规范代孕显然也是这一争论的继续。

　　在爱德华兹因发明试管婴儿技术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公布后，梵蒂冈（罗马教廷）教宗本笃十六世新任命的圣座生命委员会主席卡拉斯科主教声称，爱德华兹的试管婴儿技术要对三种不好的行为负责。一是让人类的孕育脱离了夫妻行为；二是人的胚胎被摧毁，而生命是从精子与卵子结合开始，因此摧毁胚胎也就是杀人；三是催生了卵子和精子买卖市场。

　　卡拉斯科称，“没有爱德华兹，世上便没有售卖数以百万卵细胞的市场，也没有大量放满胚胎的冷冻库。在最好的情况下，那些胚胎会植入子宫内，但他们最有可能的下场却是遭弃置或死亡，这个问题要由新出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负责。”不过，卡拉斯科随后认为，爱德华兹获奖令人理解，这位科学家不应受到低估。

　　今天，人们指责和禁止代孕母亲也是因为表面上这一技术催生了商业市场，以及很多卵子和胚胎的买卖，当然也包括让代孕成为一种商业行为。然而，所有这些理由都不应当是禁止人工生殖技术和代孕的理由，人工生殖出现问题是管理不细和不严，而非这项帮助人类孕育的技术有问题。

　　人工生殖技术当然不是人类自然孕育后代的方式，却是一种治疗疾病的手段，正如同人们感冒发烧了要求医吃药一样，人工生殖技术是帮助那些不能生育后代的人获得自己的孩子，实际上也是在治疗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疾病。而且，不育患者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小，约10%-15%，其中就有相当比例的人因为自己不能孕育，而需要别人代孕。

　　从帮助这些不孕不育的人来看，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一是失独家庭，二是独生子女政策解禁后想生育二胎的一些夫妇，但是，由于年龄偏大和种种原因，他们已经不可能自己再生育了。例如，患有很多基础疾病并不适宜自己孕育，糖尿病就是其中一种，血糖控制不好会使流产、死胎、胎儿畸形风险增高。而且，在一孩政策下，很多人都是剖宫产，孕育二孩时，子宫破裂的风险较大，如此不仅可能造成胎死宫内，还可能导致孕产妇腹腔出血、休克等甚至危及生命。

　　所有这些人都需要代孕母亲的帮助。如果这一庞大人群的生育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不仅要感谢爱德华兹，更要感谢对这一技术应用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便是，要疏非堵。而且进一步的管理和帮助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用最便宜的钱帮助失独家庭和想要二胎的家庭顺利地再生一个子女。这才是顺应民心、接应地气，服务公众的最好举措。

　　代孕当然会出现问题，如果只是禁，从管理上来看，当然好办，也很简单。但是，实际上，由于有巨大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显然从人伦还是家庭需求，以及后代良好的教育和传承家族的重任来看，都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如果只是堵，则人们巨大的正常需求就会转为地下或暗中的需求，黑市就会盛行，问题更是层出不穷，甚至爆发大问题。

　　正视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而进行科学管理，才会既解决需求，又减少负面问题的产生。例如，美国田纳西州是允许代孕母亲的，但是，严格规定了适应者（证），只有身体条件不允许自己孕育的，也即明确有不孕不育疾病并且自己不适宜孕育的夫妇才能申请代孕，同时规定代孕者类似器官捐赠者一样，只能获取少量代孕费，而不能以此为赢利。至于后代的身份认同及财产继承等问题，允许代孕的国家也有详尽的规定。例如，美国认同代孕的州的法律就规定，如果使用的是夫妇二人的精子和卵子，或者只使用了丈夫的精子或只使用了妻子的卵子，所生的后代也是这对夫妻的，代孕母亲不能取得孩子的亲权。

　　管理和规范代孕母亲才是方向，禁止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